「可是不管我怎麼說，律師都不相信我的話。律師斷定，恩田幸吉原本就這樣。律師怎會知道他平時的樣子呢？！我可是與他患難與共多年的妻子啊！在我眼裡，這當然不是真實情況，我丈夫絕不是一個頭腦不正常的人。雖然他的腦筋並不好使，卻是個實實在在的人，腳踏實地正是他最大的優點。他絕不會幹出殺人這種事，更不會撒謊騙人、裝瘋賣傻。儘管算不上聰明伶俐，但至少腦子沒什麼問題。因為莫須有的罪遭到逮捕，原本就身體不適卻還幾乎赤身裸體地待在冰冷的審訊室里那麼久，不讓去看醫生，還受到拳打腳踢的嚴刑逼供。遇到這種情況，不管是誰，頭腦都會出現暫時性失常吧。事情就是這麼簡單，這一點我很清楚。
「可律師卻堅持讓我聽從他作為專家的意見。我苦惱地鬥爭了很久，最後還是決定聽從他的意見，心想既然像他這樣一位經驗豐富的專家這麼說，那我最好還是照辦。我是個鄉下人，沒見過什麼世面，對法律這類複雜的事更是一竅不通，所以也只能聽從律師的調配。然而我心裡卻還一直納悶，我丈夫明明沒有殺人，為什麼非要讓他伏法認罪，乖乖聽憑他人宰割不可？我實在搞不明白。要是他當真干過那種事，我們也就無話可說了。
「現在回想起來，那名律師之所以想出那種方法，主要原因在於他當時已經認定我丈夫殺了人。我們沒有錢、沒有證據，只能把這件事當成是命中注定的劫難，躲也躲不過，就只能認命。搞得好的話判個二十年，搞得不好也頂多就是個無期徒刑，據說如果好好在牢里幹活，十五年後就可以保釋出獄。律師還說，判決書下達之前的這段時間都會從刑期里扣除。當時我想，既然事已至此，就乖乖認命吧，在這十五年里想辦法工作掙錢，養活自己和年幼的孩子，沒事的時候就去監獄看看丈夫，給他打氣。真的只能靠自己努力了，或許是我們上輩子造了什麼孽吧。
「所以，我後來就完全遵照律師所說的去做了。在漫長的審判期里，我一刻不停地努力工作、掙錢養家，同時還要忍受周遭異樣的目光。法庭傳喚我出庭作證時，我照律師之前告訴我的，在法庭上說我丈夫以前就有些神經過敏，精神狀態不大穩定。但我也說他是個腳踏實地的人，工作拚命認真。
「每次審訊我都會抱著年幼的兒子到場旁聽，一次不落。律師提到的那位在大學裡搞精神鑒定的老師也曾出庭，對我丈夫的精神狀態發表了看法。但從他的發言來看，意思似乎是說我丈夫的精神狀態正常。
「受害者的家人和木材廠的工作人員也都出了庭，說曾多次在伐木場里看到我丈夫的身影。死者是當地的名人，鎮上的人大多都認識他。他之前到我們店裡來過幾次，我丈夫也曾到他的木材場去籌措過資金。
「之前時常到我們店裡的幾位客人也出了庭，說我丈夫經常撒謊，還曾經騙過他們的錢。這麼說的人不在少數，這一點令我感覺很納悶。我們倒是遇到過不付錢就走的客人，而從客人口袋裡騙錢這種事我丈夫他絕對做不出來。這實在太奇怪了。但我丈夫聽到別人的指控，就在法庭上拚命道歉，那樣子完全就像個在反省自己罪行的罪犯。整個審訊過程我丈夫都沒有一個開口替自己辯護的機會。我坐在旁聽席上聽到最終判決是死刑時，不禁睜大雙眼，只覺得頭暈目眩。
「之後律師一臉無奈地走到我身旁，說他完全沒料到居然會來那麼多店裡的客人，而且還做出如此不利於我丈夫的證言。說是他失算了，追問我之前為什麼不把這些情況都告訴他。隨後又說會馬上準備上訴，叫我不必擔心。等到了上一級的法院，所有的錯誤就都會得到糾正。
「雖然他說得很明白，我卻依舊搞不清狀況。我丈夫不是個會撒謊的人。以前我一直以為店裡的客人都很喜歡我丈夫這個人，甚至覺得如果有客人願意出面，應該會替他說些好話。
「我很傷心，明明按律師囑咐的做了，為什麼結果竟是這樣？我丈夫明明沒有殺人，為什麼會被判處死刑？這一切不幸都是因為我當時根本沒想到，我其實是被那個律師騙了。
「我本以為，過不了多久二審就會開庭，沒想到卻等了足足三年。一審用了將近九年，庭審又耗掉四個月，所以二審開庭時，已經距離案發過去十三年了。我丈夫生於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年），被捕時三十三歲；我生於昭和五年（一九三○年），當時二十八歲。好不容易等到二審開庭，我丈夫已經四十六歲，而我也四十一了。二審耗費了六年。這畢竟是一場涉及三條人命的大案，審查格外慎重也可以理解。
「令我吃驚的是，二審時居然有人出庭作證，說案發當天曾在殺人現場的姬安山裡看到過我丈夫。作證的人在伐木場附近開了家小旅館。但他根本就是撒謊，是受到了警方的威脅才那樣說的。如果事情當真如他所說，為什麼不在一審的時候站出來？
「二審開庭時，當年在山腳下發現屍體的孩子已全部長大成人，並都出了庭。那些孩子也說案發時曾在雪中看到過我丈夫的身影。可他們怎麼可能記得這些事？事情發生在差不多二十年前，那時他們還都只是孩子！他們全都被警方威脅了，隨意捏造事實，在法庭上作偽證。
「二審結束時我丈夫已經五十二歲了，而我也已經四十七歲，我們兩口子都已步人人生的晚年。儘管如此，如果最後能獲判無期徒刑或二十年有期徒刑的話，刑期早已服完，我丈夫就能立刻獲釋了。因此，我們都對審判結果極為期待。然而昭和五十二年（一九七七年）下達的二審判決卻是駁回上訴、維持原判。聽到這個消息時，我只覺得全身上下的力氣全都消失了。
「對我丈夫的死刑判決沒有任何變化，直到這時，我才開始對那名律師心存懷疑。他幹了件蠢到家的事，我丈夫明明沒有殺人，他卻偏偏讓我們鑽精神鑒定的空子，結果鬧到被判死刑的結果。這全都是因為他不相信我們所致。如果現在再去更改證詞，我和我丈夫就會被判偽證罪。到底怎麼辦？我們這一輩子就這麼完蛋了啊。一場審判就消耗了我們的大半生，要是結果不錯，倒還說得過去。然而到頭來卻仍是死刑，這種種損失，誰能給我們補償？
「律師辯解說，當時他也是沒有辦法。說他看到一審二審時竟有那麼多人出來拆台，就知道徹底沒轍了。他還說我根本就不懂什麼叫法庭審判。就算當時一口咬定我丈夫是無辜的，遇上後面那些證人，也沒那麼容易就能說得過去。況且，如果我們一口咬定自己是無辜的，死刑的判決就會完全沒有迴旋餘地，要想稍稍減輕一點兒刑罰，就只能靠這種辦法。
「不管這個理由多麼合理，判決都依舊是死刑。早知如此，還不如一開始就咬定自己是無辜的呢！可律師說我這是『唯以成敗論英雄』，還說現在案子尚無定論，只有老天爺知道最終結果怎樣。之前他一直不遺餘力地替我丈夫辯護，他保證今後還會繼續辯護下去。但我馬上斬釘截鐵地拒絕了他。可以說我對他恨之入骨，就是因為他的剛愎自用、一意孤行，還有動輒便厲聲呵斥的壞脾氣，才最後搞得我丈夫被判死刑。我對他的怨恨，絲毫不亞於對那些警察的恨意。我拒絕了他，轉而用自己省吃儉用節省下來的錢去請了一位新律師。
「接到二審的死刑判決之後，我丈夫就不能離開監獄半步了。行刑之前他也不必服刑役，只用待在監獄裡乖乖等死就行。我馬上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這期間又花費了六年時間。案發時只有二十幾歲的我，此時已年逾半百。昭和三十二生下的兒子如今也都長大成人。
「我不知給最高法院寫過多少封上訴信。每一次都把真實情況全部寫進信里。我丈夫根本沒有精神錯亂，他不僅精神方面正常，案發當天還有確鑿的不在場證明。我通過律師多次懇請法庭公開出示所有現場物證。就演算法庭判我犯了偽證罪，讓我入獄也無所謂，我只想讓他們對這件案子重新展開審查。
「我知道光是這樣，案子還是不會有任何進展的。因此，我直接跑去拜訪那個說曾在案發當天在伐木場看到過我丈夫的人，想請他把實情說出來。但雖然見了他幾面，卻總被巧妙地敷衍。他嚷著他說的是實話，之後便逃之夭夭。每次的結果都一樣，他就是不願說真話。
「我也曾經找到警方，央求他們別再隱藏指紋這類證據，讓他們把所有證據都上交法院。然而這一切全都是白費心機。警方的人告訴我根本就沒在現場發現那種東西，就算有，也早就被銷毀掉了。最後，最高法庭在昭和五十八年（一九八三年）進行了最終判決。」
說到這裡，女人低下了頭。最高法庭的判決究竟如何？吉敷的興趣被勾了起來，靜靜地等待女人繼續往下說。
「最高法院也駁回了上訴，維持原判，我丈夫的死刑依舊未能得到改判。」
吉敷默默地點了點頭。
「儘管如此，我卻還是不死心、不想放棄。我決定去央求律師，讓他以審判有誤為由請求法庭重審。然而就像我剛才說的，重審的大門絕非輕易就能敲開。從昭和六十三年（一九八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