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昭島事件』，我先說說一般大眾是怎麼看待這樁案件的……」昭島悟抬起頭望著天花板開始了敘述。
「現根據新聞報道和法院裁定的事實來講吧。那是昭和五十一年（一九七六年），養父義明是昭和十七年出生（一九四二年）的，當時是三十四歲。養父義明前科累累，雖然不全是真的，但確實因為蓄意縱火和盜竊被判了兩年刑。案件發生的時候，他正處於三個月的假釋期。法律規定假釋期間罪犯必須在福利機構里工作，就這樣，他來到了稻冢市的穗波宏濟會。
「那裡要求早睡早起，晚上也不允許看電視，只能老老實實地幹活。養父會烹飪，經宏濟會的主管介紹，之後他去了新稻冢站前一家名為『柏』的飯店裡做廚師。就是在那裡，養父陷入了賭博的旋渦。為了還賭債，他先向飯店的同事借了錢，又問穗波宏濟會的主管掘山先生借，最終借了高利貸，整天躲避追債的，處在一種幾乎無法正常生活的狀態。」
吉敷默默地點著頭。
「養父雖然做事非常認真，卻是個極端膽小、意志薄弱的人。所以說，被人戲弄也是必然的事情。為了還債，他向當時交往的女朋友河田敏子借了錢。河田瞞著她的母親和姐姐，把存款全部取了出來。這麼一來，養父總算把高利貸還上了。但這下變成女朋友的家人追問他了。偏偏這時候，『柏』的老闆又發現賬款不對，好像是少了幾萬元。養父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懷疑，雖然養父反覆辯解說和自己無關，第二天還是被辭退了。那天也就是案發日，六月十三日。」
「這些我都知道了，昭島先生，關於你養父的事以後再慢慢講給我聽吧。先說說案件的經過。誰被殺了？」吉敷打斷了年輕人的陳述。
「河田小姐，以及她的母親和姐姐。」
「一共幾個人？」
「三個。」
「都是女的嗎？」
「嗯，是的。」
「這可不妙，被害人都是沒有反抗能力的弱者，給大眾的印象可不太好啊。」
「是的，因為被害人全都是沒有抵抗能力的柔弱女子，大家都很同情她們，因此，法庭判處的刑罰也比較重。」
「案發現場在哪裡？」
「位於稻冢站附近的河田家。」
「兇器是什麼？」
「從『柏』拿出來的菜刀。」
「三個人都是被同一個兇器所殺的嗎？」
「是的。」
「是怎麼知道是『柏』的菜刀的？」
「刀柄上刻著店名，並有幾名店員證明，況且後來發現店裡確實少了一把刀。」
「兇器上有昭島先生的指紋嗎？」
「有，不但刀柄上有，現場的很多地方都有……」
「很多地方啊？」
「牆上、傢具上……」
「牆……」
「是的。」
吉敷稍稍考慮了一下，然後問道：「有沒有被害者抵抗的痕迹？」
「好像沒有抵抗，因為被害者是在睡眠中被殺害的。」
「哦？現場有帶血的指紋嗎？」
「有。」
吉敷又稍稍考慮了一下，接著問道：「被害者被砍的是什麼部位？」
「根據庭審時法醫出具的證詞，兩個女兒是靠近右邊鎖骨的動脈被砍斷，母親則是左右兩邊的動脈都被砍斷。」
「嗯，都是只砍一刀就砍斷了嗎？」
「不，每個人都被砍了五六次，母親應該有十次。」
「嗯……屍體下面墊了什麼東西嗎？」
「睡在二樓的長女身子下面墊著褥子，身上還蓋著被子。一樓的母親和次女則是母親在墊被上面，次女倒在榻榻米上。」
「兇器是在哪裡發現的？」
「一樓，母親屍體旁邊的榻榻米上。」
「一樓……」
吉敷沉默了一會兒，接著問道：「那戶人家一共住著幾個人？」
「四個，都是女人。母親帶著三個女兒。」
「三個女兒都沒有結婚生孩子嗎？」
「長女和次女結婚了，也生了孩子，但又都離婚了，所以搬回了娘家。兩個人的孩子都由婆家撫養。最小的女兒還沒有結婚，她就是養父當時的女朋友，名叫敏子。」
「這位敏子受傷了嗎？」
「完全沒有。養父沒有向自己的戀人出手。養父逃跑後，敏子馬上從家裡跑了出來，奔向稻冢站前的派出所。」
「知道那時是幾點嗎？」
「知道，我已經看過幾百次公審記錄了。是凌晨十二點二十分，由站前派出所的值班警察出具的證詞。」
「十二點二十……也就是說，事實上已經是十四日了，對嗎？」
「是的。」
「公審記錄上這樣寫的？」
「是的。」
「小女兒睡在哪裡？」
「二樓，長女旁邊。」
「和長女離得近嗎？」
「事實上就在長女旁邊。因為家裡很窄。」
「兇手是從哪裡進入室內的？」
「一樓衛生間的小窗戶。前後門都鎖得好好的。」
「衛生間的小窗戶沒有關好？」
「好像是的。」
「都是女人的家裡晚上沒關好窗戶，這有點兒說不通啊。」
「是的，確實有點兒奇怪。」
「若以兇器棄置的地方來判斷最後的犯罪現場，罪犯昭島義明應該是先從衛生間的窗戶潛入河田家，直接去了二樓，殺死了睡在自己戀人旁邊的長女，然後下樓殺了還在睡夢中的母女二人。是那樣的嗎？」
「是的。」
「小女兒在做什麼？沒有制止嗎？」「說是沒有制止成功。」
「她這麼在法庭上說的？」
「是的。」
「衛生間的窗戶離樓梯近嗎？」
「嗯……窗戶與樓梯之間的距離，和與睡在一樓的兩個人的距離差不多。」
「如果小女兒敏子小姐跑到派出所的時間是十二點二十分的話，那昭島先生潛入河田家的時間大概是午夜零點。警局檢查的結果是這樣的嗎？」
「是這樣的。法庭也是這樣追認的。」
「昭島先生當晚的行蹤明確嗎？」
「案發之前，他在一個名為『升角』的廉價小酒館裡，一直待到晚上十一點十三分。」
「了解得真詳細啊。」吉敷有些吃驚地說。
「事實上，案件就是在時間上存在爭議。」
「在法庭上發生過爭執？」
「不，初審時沒有發生爭執，因為養父已經認罪了。但在最高法院審理階段我們發現了問題。作為志願者的我們，覺得這是個很大的疑點。」
「原來如此。十一點十三分這個時間得到證實了嗎？」
「這個時間已經在法庭上得到了證實。養父在出店門時，店員不小心把放在收款機旁邊的座鐘碰到了地上，表被摔得不走了，指針就停在這個時間。」
「哦，居然有這麼巧的事情。」吉敷說。
「而且店員說那隻表走得很准，那是店裡僅有的一隻表。」
「五十分鐘以後，昭島先生潛入了河田家。『升角』離河田家很遠嗎？」
「不，根據我的實地考察，以普通步速從『升角』走到河田家用不了八分鐘。快點兒走的話，也就四分鐘。」
「實地實驗了？」
「是的，特意去走了一遍。」
「時間在這起案件中很重要啊。」
「是的，很重要。」
「這麼短的路昭島先生卻用了近五十分鐘，是走的另一條路嗎？」
「應該不是。」
「這五十分鐘——確切來說是四十七分鐘——昭島先生是在躊躇猶豫是否該作案嗎？」
「審判書中是這樣寫的。」
「嗯。」
「可是，這裡有一件事無法解釋。」
「什麼事？」
「那就是我呀。那時候我只是個剛剛出生一個月的嬰兒，被人在稻冢市的穗波幼兒園門口撿起，並委託河田家的小女兒照顧我一晚上，可為什麼我不在案發現場？」
「不在現場嗎？」
「是的，警察趕到河田家的時候我並不在現場。」
「那你在哪兒？」
「稻冢站里，鐵軌和鐵軌之間。」
「鐵軌和鐵軌之間？」
「是的。河田家就在車站的後面，距離很近。」
「這是誰幹的？」
「沒有人。」昭島悟答道。
「沒有人？」
「是的，最終法官判斷，敏子小姐在養父作案之後馬上從家裡跑到了派出所，沒有時間將嬰兒抱到那裡。當事人也向法庭表示不是自己做的。這樣一來，最有可能的就只有罪犯了。養父起先也承認是自己將嬰兒抱進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