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斯洛夫斯基一九四一年出生在華沙，與我們這個大時代的作家、藝術家一樣，由共產黨文化制度的乳汁哺育長大。上中學時，基斯洛夫斯基撞上「波蘭十月」革命和匈牙利事件，以後當兵、做工，後考入三十年代由當時的先鋒藝術家創立的克拉科夫Lodze電影學院修導演課程。基斯洛夫斯基的電影眼睛一開始就關注社會主義現實生活中真實的個人在道德上的艱難處境，畢業後拍了十餘年紀錄片，捕捉社會主義制度中的「個人如何在生命中克盡其責地扮演自己」。後來，基斯洛夫斯基覺得，「紀錄片先天有一道難以逾越的限制。在真實生
活中，人們不會讓你拍到他們的眼淚，他們想哭的時候會把門關上「。
於是，基斯洛夫斯基開始編故事。
在基斯洛夫斯基的眼睛看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每天碰到的為社會主義事業而活的生活並不是生活的真實，而只是社會主義生活的表徵語境。革命政黨用一種歷史主義的對生命和世界的意義解釋虛構出一個語詞性的全民事業，並通過國家的行政統治把它變成生活秩序的日常結構。這個語詞性的全民事業具有道義律令：有一個終極美好的社會就在歷史發展的未來階段，每一個人都應該為它獻身。建立終極美好的社會的事業是歷史的宿命，願意的人跟著走，但不會拖著不願意的人走。歷史進步的腳步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不願意為這事業獻身的個人會被歷史車輪碾碎，沒有什麼好希奇。歷史宿命的事業編織的生活倫理像一具吸血的殭屍，吸幹了生活中單個的人身上的生命想像的血液。個體不應該有自己關於美好生活的想像，不應該有別的選擇，只應該選擇社會主義事業，因為，個體命運的在世負擔已被這種事業倫理背後的歷史進步的正當性理念解決了。
個人的生活命運在語詞性的全民事業生活中真的是命定的？為社會主義事業而活的生活中的個人的真實生活究竟是怎樣的？
《盲目的機遇》講的是一個叫Witek的小夥子的故事。他是一個富有生活熱情的年輕人，總是急匆匆地去趕那班定期開出的火車，好像那班火車就是駛向人類未來的歷史列車，不能錯過。
第一次，他抓住正行駛出月台的車廂手柄，跳上了火車。在火車上遇到一位虔誠的共產黨員，布滿革命皺紋的話使他成了革命積極分子……
又一次，他追趕正行駛出月台的火車時，無意撞上鐵路警衛，被拘捕、判刑勞教，與一位對社會主義事業心懷不滿的「分子」關在一起，結果自己也成了「分子」……
再一次，他沒有趕上正行駛出月台的火車，意外地與一位早就忘掉的女同學相逢，於是結婚、讀大學（學醫），當醫生。就在家庭生活和個人職業都走上了社會主義事業的軌道時，Witek持因公護照出國訪問，遇飛機空難……
基斯洛夫斯基的敘事設想Witek的個體命運有三種可能結局，這些不同的結局都不是Witek自己能夠決定的，也不是社會主義事業能夠決定的。重複三次的「上火車」是一種敘事隱喻，表現個人生命中極有可能的偶然性，與人民事業的歷史必然性相抵觸的偶然性。Witek本來心想，只要搭乘上那班火車，他對自己的未來生活就有把握。每當他發瘋似地跑上月台，那班火車都正緩緩駛離，他必須以自己全部肉身的體力來追逐不斷加速的火車。
基斯洛夫斯基隱喻的眼睛緊緊盯住那隻全部肉身的希望凝結其中的手和正在遠離的車把之間的一發距離。極有可能的偶然與必然只有千鈞一髮的距離，但終究不是必然。所有的偶然加在一起，也不會得出一個必然：儘管一萬年來太陽每天升起，也不能證明太陽明天必然會升起。太陽一萬次的每次升起，都是偶然。
故事中的積極分子、壞分子、醫生（中間人物）在社會主義日常生活中的生存位置不同，但這些生存位置標示出的只是個人生活的表徵層面，關鍵在於，成為某一種「分子」對於一個人來說完全是偶然的。
基斯洛夫斯基的電影眼睛看到社會主義事業生活中的隱喻層面：個體的生存偶在。
偶在意味著，各種可能性都有可能成為現實性。個體的偶在意味著，一個人的生活有各種可能性，每一種可能性都有可能成為現實性。各種可能性中的某一個可能性成為現實性的契機，是個人在生活中遇到的選擇。由於個人的美好生活的想像只會在各種可能性中的某一個可能性中實現，個體選擇就成了以自己的身體拋起的銅幣做的骰子，一面是令人想在此駐足的幸福，另一面是令人身心破碎的受傷。
每天我們都會遇上一個可以結束我們整個生命的選擇，而我們都渾然不覺。我們從來不知道自己的命運是什麼，也不知道未來有什麼樣的機遇在等著我們。……在情感的範疇里，我們可以享有較大的自由，但在社會生活的範圍里，我們卻大大地受到機遇的主宰。有很多事我們非做不可，或者我們必須變成某種人。
基斯洛夫斯基的隱喻敘事就在這裡突破了肩負著人類終極使命的人民事業倫理：社會主義事業有如那班定時開出的火車（歷史的必然），某個人與這班火車的個體關係仍然是偶然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制度安排也許是一種精緻、美妙的理性設計，然而，無論這種社會制度的設計如何完善，都是不切身的，不可能抹去個體偶在絕然屬我的極有可能的偶然。在社會制度、生活秩序與個體命運之間，有一條像平滑的鏡子摔碎後拼合起來留下的生存裂縫。偶在的個體命運在按照歷史進步規律設計的社會制度中，仍然是一片顫然隨風飄落的樹葉，不能決定自己飄落在哪裡和如何落地。
無論有多麼美好的社會制度，生活都是極其傷身的。
Witek遇到的空難只是一個令人哆嗦的隱喻。對個體生命有絕對支配權的無常，像濕潤的雪花沾在身上。
個人身體上的一道道生命裂傷「不論是發生在飛機上或床上，結果都一樣」。社會主義社會的日常生活倫理依據普遍的歷史規律為個體生命提供的意義證明，在飛機上或床上發生的偶然的生存裂縫中，成了最大的生活謊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