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畢希納認為可以給這宗思想懸案下最終的結論了：丹東不是被羅伯斯庇爾害死的，而是丹東自己不想活了。事實上，丹東的同志們已經為他安排好出逃計畫，儘管這在人民警察管制的國家幾乎是不可能的，但羅伯斯庇爾已經有過暗示，他會裝作不知道。可是，丹東已對生命的自然在體的自然權利完全絕望，他覺得，「死在斷頭台也好，死於熱病或者老朽也好，又有什麼分別？」革命法庭要對他施以斷頭術,對他來說實在無所謂得很。他沒有慷慨赴義感，因為已經不存在一個什麼「義」——無論神之義還是人之義需要他的身體去就。所以，丹東覺得還是讓羅伯斯庇爾斬頭算了。
丹東和門徒們一同臨刑時，有的門徒——比如拉克羅阿還有些執迷，頗有慷慨就義的樣子，丹東最親密的門徒亥勞調侃說:「他還把自己的臭屍體當作培植自由的施了大糞的溫床呢！」
既然已經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機器，而機器一旦開動起來，一時是停不下來的，要謝絕丹東的死已經不可能，羅伯斯庇爾只好打起精神，將丹東送上斷頭台。
將丹東的臨刑心態與蘇格拉底和耶穌的臨刑心態加以對照，可以引發對現代人有益的聯想。丹東的臨刑心態既從容又脆弱，是典型的現代人的面死精神。蘇格拉底臨死前說：「分手的時候到了，我去死，你們去活，誰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耶穌臨死前悲喊：「我父，我父，你為什麼離棄我？」丹東臨死時完全是一副無所謂的樣子：
（2）
「你們的判處對我又有什麼？我已經說過空虛不久將成為我的託身之所……生命對我是一個負擔，誰要奪去，儘管讓他奪去好了，我自己早就希望把它甩掉了。」
儘管如此，丹東還是有些暗自貪戀身體的享樂，覺得死感仍然需要某種安慰。為什麼不可以像莊子那樣向死？甚至可以比莊子還瀟洒些。最終，丹東打算臨刑的心情要像剛同瑪麗昂做過愛：「我要像走下一個普施雨露的女郎的床鋪那樣,而不是像離開懺悔椅子那樣跟生命告別。」
這是丹東給自己的最後慰藉。
畢希納寫完這宗思想疑案的案情報告書後，精力耗盡，身體變得極度虛弱，本來他的身體很好（不然怎麼能幹革命），完全可以抵抗那場偶然的傷寒。結果，二十四歲的畢希納發高燒死了。其實，畢希納死於一場內在的（思想上的）傷寒，一場因看到近代自然權利的自由倫理的底蘊而引發的傷寒。畢希納要不是死得過於年輕，對個體或國家、自由或民主、革命或反革命再多說幾句，馬克思也許不會那麼氣粗,尼采不會那麼苦於瘋癲，更不消說海德格爾、洛維特、馬爾庫塞、福柯們對Physik的信念了。
話說回來，畢希納已經給自己身後的思想家們寫下了一兩句讖語：
「您看，這是一個美麗、牢固、灰色的天空；有的人可能會覺得有趣，先把一根木橛子揳到天上去，然後在那上面上吊，僅僅是因為他的思想在是與不是之間打架。
人啊，自然一點吧！你本來是用灰塵、沙子和泥土製造出來的，你還想成為比灰塵、沙子和泥土更多的東西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