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克曼信守了自己的承諾。星期一早上哈迪到達辦公室時，已經有不止兩份關於馬卡姆案件的書面調查材料準備好了，就擺在他的面前。他給自己要了杯咖啡，在辦公桌前坐了下來，打開了第一個文件夾。顯然有人已經動過了這個副本，因為有幾個調查談話的筆錄被列印成了定稿，包括格里斯基與肯森，以及和女傭安妮塔董的談話，還有布拉科與安肯森之間的談話。他快速地翻動著文件。所有的東西都沒有用標籤分門別類地加以標註，查閱這些文件對他來說是一件費神又費力的工作。不過能看到這麼多夢寐以求的東西，他為自己得償所願感到滿意：對車輛肇事逃逸案的第一手事故報告，馬卡姆死後醫院隨即做出的驗屍報告，斯特勞特做的屍體解剖的發現和官方的死亡證明材料，對馬卡姆家做出的最初的犯罪現場分析。
他坐在那兒看了一個多小時，絲毫沒有注意到時間的流逝。他的手只是偶爾機械地伸向咖啡杯，把它送到自己嘴邊喝上一口。杯里的咖啡早都涼了。突然間，他的身子就像遭受了什麼外力的打擊一樣，直直地坐了起來。他從面前的文件夾上抬起頭，驚奇地看著自己辦公室里熟悉的陳設和裝飾，就好像是第一次看到一樣。此時此刻，舌尖上還留著咖啡殘渣的苦苦的味道，他在心裡細細揣摩分析著犯罪證據，儼然覺得自己又是一個地方檢察官了，要把這個案子辦下去而不是為它進行辯護。這種感覺完全出乎意料，甚至莫名其妙地讓人感到不安。
他從椅子里站起身，覺得自己剛才閃過的這種感覺有些可笑，便自嘲似的搖了搖頭。他站在辦公桌前投了一輪飛鏢，隨後又走到窗戶旁邊，俯視著樓下的蘇特大街。窗外，退去光彩炫目、浮華虛幻的周末景象之後，舊金山又換上了它那副工作日里慣有的平常面孔——街道上散落的垃圾碎屑在海灣吹過來的清爽微風中輕揚舞動，發著微光的太陽不時地從雲層中露出臉來。
他明白，這種感覺的出現不是咖啡刺激的，真正的原因在於他自己正處於起訴人的思維模式之中。要證明他的委託人是無辜的，只能遵循這一冷酷的前提，那就是他必須證明殺馬卡姆的另有其人，而且據推測也殺了他的全家。這留給他的只有一個要求——找到那個人並用證據來證明其有罪。
他清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自己當初就沒想過要當一名辯護律師。他不是生性就被拽過去站在被告人這一方的。在正義和寬恕之間，他總是倒向正義這一邊。離開海軍陸戰隊的越南戰場之後，他當了幾年警察，隨後懷著要從事一種把壞人都送上審判席並關進監獄的職業這樣一種樸實的想法——這也一直是他的人生取向，無論是在工作中還是生活里——他去讀了司法學校。要是以前的那位地區檢察長沒有因為辦公室政治而解僱他的話，他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他還在下面的大廳里與瑪琳一起為傑克曼工作。儘管現在他已經加入辯護律師這個行列好長時間了，長到都已經習慣這個職業身份了，但內心深處依然保留著做個檢舉人的純潔的渴望。
法律，就像大衛斯弗里曼愛說的那句話一樣，是一個複雜而又美麗的東西。而且，哈迪認為，再沒有比這更複雜的了。一方面，一個無罪判決並不總是意味著你的委託人確實是清白的，沒有犯下被指控的罪行；另一方面，一起有罪判決就意味著你的委託人是有罪的。當哈迪這個辯護律師用精彩的辯論或是某種合法的手段讓某個委託人免受處罰時，他當然有一種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傭金入袋的滿足感。但這種滿足感是微不足道的，他更渴望自己能夠證明一個惡棍有罪，並把他剔除出這個社會。因為只有這樣，他才能獲得那種讓靈魂升華的正義感。
他坐回到辦公桌前，又喝了一口涼咖啡，目光重新回到他面前的文件夾上。這兒有一些波托拉醫院幾個護士的談話記錄。快速地看過一遍之後，這些談話材料告訴他，布拉科和菲斯克已經做了一些基本的外圍調查工作，也許可以為他節省一些時間。然而他注意到，他們沒有確切地找出馬卡姆死亡前後都有誰在場。他又翻了幾頁，沒有發現與這個必不可少、極其重要的信息相關的內容。
他再次抬起頭來，憤怒的目光茫然地瞪向空中，下巴綳得緊緊的，眼神冷峻，心頭燃起的那把怒火不知該往哪兒發泄。
傑克曼信守了自己的承諾，按照交易的條件送來了自己掌握的案件調查情況資料。這沒錯，不過這些資料的內容顯然是不完整的。哈迪認為這不是偶然的，但他看不出傑克曼在這上面做了什麼手腳，故意不向他提供他想要的證據。他明白了是格里斯基這樣做的。
布拉科和菲斯克這天進辦公室門的時候，時間已經不早了。因為菲斯克不顧布拉科的反對，堅持說他們要繼續尋找關於那輛肇事車的某種線索。於是他們又去了馬卡姆車禍現場的附近區域，挨門逐戶地問話，找到了一些他們前一次上門調查時不在家的人。儘管得到的都是同樣的結果，但他們還是不厭其煩地完成了這項工作。沒有人看到事發當時的情況或者注意到那輛飛馳而去的車子。接下來，坐在駕駛座位上的菲斯克——今天是他開車，把布拉科的頭都轉暈了——到跟車輛肇事逃逸案有關的「老客戶」那裡轉了一圈：在教會區朗伯德的范尼斯大道上的好幾家汽車美容店。早在上個星期，他就把這些美容店的名單寫在了工作提示板上，現在照單挨個登門尋訪就行了。
有家美容店確實有一輛六十年代末出廠的綠色科威爾車停放在車間里，是昨天下午晚些時候送進來的，車頭右前方的保險杠和引擎蓋受損。車主自稱車子停放在市裡一座眾所周知的山上時剎車自己鬆開了，停車時他忘了用路邊的牙石把車輪塞住。車自己向前溜了二十英尺左右，撞到了一棵樹上，一根樹枝掉下來砸到了引擎蓋。美容店的老闆吉姆·奧第斯知道這個情況後，一直琢磨著修理這輛車之前，要給車輛肇事逃逸案組打電話報告一下。
但是噴了快速發光氨這種顯影劑之後，這輛車身上的肇事嫌疑就幾乎完全被排除了。發光氨是一種用來顯示血跡存在的非常簡單實用的化學製劑，即使只有微量的血漬，哪怕事後被清洗了，在發光氨的顯影作用下也會顯露無遺。結果顯示，這輛科威爾車上一絲半點血跡都沒有。儘管如此，菲斯克還是一絲不苟地記下了車主的姓名和地址。在這事結束之前，菲斯克信誓旦旦地說，他會查明車主是否有在上星期二早晨六點半不在事故現場的證明。
吃過了午飯，在格里斯基的指示下，他們終於掉頭開往波托拉醫院，以便展開更廣泛的走訪。上尉已經審視過了從星期五到現在這段時間裡他們所做的工作，而且想知道上個星期二在重症監護室里出現過的另外兩個醫生的有關情況。他同時還希望重症監護室護士站的護士們盡其所能地回憶起所有出入人員的時間表。
不過結果證明，要查明這些情況，並不像他們預想的那樣簡單。在新的一個星期里，重症監護室又換了另一撥護士來值班。馬卡姆和萊科特死亡時的那兩個值班護士當中，拉揚巴丹已經被調到了產科，正在一台剖宮產的手術之中。另一個叫康妮羅薇的，被指派到樓下的大廳值班去了，現在正在外面用午餐，也不在。
布拉科問菲斯克是否介意待在原地盯守一會兒，自己去辦點事。徵得他的同意後，布拉科留下他的搭檔獨自等候那個女護士，自己回身上了樓。
他回到重症監護室的護士站，再次向坐在工作台前的那個女護士作了一番自我介紹。他問起情況時，她解釋說和她搭班的那個護士跟其中一個值班醫生在一起。如果他需要跟他們中的任何一個談話，他們倆很快就會從外面回來的。
不過在確定了那個醫生既不是他想找的科恩，也不是沃特里普之後，布拉科告訴她，其實他真正需要的是在一個安靜的地方待上幾分鐘，問她是否介意他去走廊那頭的等候室坐上一會兒。
得到她的同意後，布拉科徑直去了等候室。一對中年夫妻神色悲凄地握著對方的手坐在一張長椅上，嘴裡在低聲說著什麼。布拉科拉過一把裝有坐墊的椅子在靠近走廊的地方坐了下來，從這個位置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個重症監護室和護士站的入口。確實，另外那個護士和她的搭班醫生幾分鐘後就出現了。在走廊中間簡短地交談了幾句之後，他們就分開了。那個醫生轉身朝他的方向走了過來，護士則回到了護士站與她的輪班搭檔待在一起。
那個醫生進入等候室之後，布拉科起身站起來，回到走廊上。有一個護士——具體是哪一個他不清楚——仍舊站在遠處的那個工作台前，面朝著他在一台電腦前忙活著。另一個不知道去哪兒了。
他走了十來步，穿過大廳，來到重症監護室的門口。透過門上那塊裝有金屬防護欄的方形玻璃，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病房裡的情況。除了病床外，他沒看到別的東西。他回頭最後看了看那個在電腦前打字的護士，又掃了一眼等候室，確信沒有人注意他。一眨眼工夫，他就進到了重症監護室裡面。
他看了看錶上的時間，開始走動。他強迫自己以從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