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斯基，兇殺案組的。」
「你是哪位？」
「我剛才說過了！我是阿布格里斯基，舊金山兇殺案組的。你是哪位？」
「傑克蘭特里。阿布嗎？真的是你嗎？」
「是的，就是我，傑克。怎麼樣啊？」
「這真是奇怪了。我剛才重撥了卡拉馬卡姆手機上撥出過的電話號碼。她死前給兇殺案組打過電話嗎？」
「你現在在哪兒？」
「就在樓下，證據保管室。」
「不要走開，我現在就過去。」
蘭特里正在司法大樓自己的辦公室里等候格里斯基的到來，跟他在一起的還有另一位罪案現場調查員卡羅爾阿馬羅中士。他把卡拉的那部手機擺在了辦公桌的中間，就好像它是一枚炸彈似的。他已經要了馬卡姆家住宅電話和這部手機上的全部通話記錄。同時，他也給化驗室的倫納德法羅打了電話，請他儘快過來參加他們的會面。
格里斯基從樓上下來跟他們見了面，在房裡邊踱步邊說話，他平時很少像現在這樣。蘭特里意識到是他的興奮勁上來了。「好吧，但讓我們來考慮一下別的可能性，」格里斯基說著，「手機在她的手提包里。也許我們在她家做現場調查工作時，自己人中有誰因為有事急於報告，但手邊沒找到電話就順手用卡拉那部手機打回了組裡。」
「不可能。」阿馬羅連想都不願想有這種可能性。
蘭特里也搖著頭對此表示反對。「我同意。根本不可能，阿布。你都看到了我們在現場都有誰。我，倫納德，卡羅爾，別的幾個傢伙，我們說的是直接進入現場的第一組人員。沒有人從兇案現場的一個手提包中拿出一部電話，並用它打給組裡。那樣的事絕不會發生。但是據當時我們在那兒看到的情形來推斷，她給兇殺案組打過電話。那麼她這樣做是什麼意思呢？」
「弄清這個電話的時間有助於搞明白這個問題。」格里斯基說。
「如果幸運的話，幾小時後我們就可能得到這個時間，」蘭特里回答道，「但我認為我們可以推斷，是在她離開醫院之後，人們陸續去她家慰問她之前這段時間裡的某個時候。」
「有可能是在她開車回家的路上。」阿馬羅補充道。
格里斯基琢磨了一下這些說法。「那是在任何人知道鉀這件事之前。在我們知道它是一起謀殺案之前。」
「也許她自己心裡清楚這是一樁謀殺，」阿馬羅強壓住內心的激動平靜地說，「也許就是她實施了這起謀殺想打電話自首時，又改變了主意。」
「她在醫院嗎，阿布？他死的時候？」
「是的。」格里斯基心不在焉地回答道。
「好吧，那麼情況就明白了，」蘭特里說，注意到了格里斯基的神情，他問道，「為什麼不可能呢？」
「我不知道。」
「或許他又跟她鬧翻了。」阿馬羅顯然對自己的想法感到滿意，「他要永遠地離開她。她妒火中燒，怒不可遏……」
格里斯基搖著頭說：「接下來幸運地，他被某一輛車撞了，給了卡拉和他同乘那輛救護車並在醫院裡用鉀殺死他的機會嗎？之後她回了家，並且最終在殺死自己和孩子們之前招待了她所有的朋友六七個小時？這種推論對我、對別人來說都是不著調的，什麼意義都沒有。」
那兩個罪案現場調查員心領神會地對視了一眼。「你有另一種推理嗎？」蘭特里忍不住問道。
格里斯基划過嘴唇的那道疤痕嚴肅得緊繃了起來。「不，我不喜歡推理。我不清楚她什麼時間打了那個電話，或者她為什麼這樣做，或者組裡是否接到過她的這個電話。就我所知，她或許看到了這起事故。」
阿馬羅走到辦公室門邊向走廊盡頭看了看，然後掉過頭說：「法羅來了。」
片刻之後，這位衣著光鮮的法庭調查員就像踩著爵士舞步似的，一顛一顛地進了辦公室，向在場的人打招呼，間出了什麼事。聽說了手機的事後，他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毫無疑問，他認為這情況很重要，但到底意味著什麼，他不想貿然作出猜測。就像格里斯基那樣，法羅喜歡用證據去引導推理，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但是我的確有一些消息。」
「說來聽聽。」格里斯基說。
「關於她的，兩件事。從彈道上看——我們在這兒說的是馬卡姆夫人頭部的傷口——是從後至前的。」
格里斯基嘴裡重複了一遍法羅剛說過的話，然後問道：「那麼那槍是放在耳後的位置的，而且子彈是往前走的？斯特勞特說他見過多少回這樣自相矛盾的傷情？」
法羅做了個用意含糊的手勢。「你比我更了解他，長官。他偶爾說到過。」
「這一點很有用。」
「我也是這麼認為的。另外一件事，她是個左撇子。」
「斯特勞特是怎麼知道的？」
「他不知道，是我發現了這點。在她的房子里我們找到了一大堆帶有左撇子字體的咖啡杯，類似這樣的一些東西——『世上最好的媽媽』，『左撇子女王』。還有，她在一些信封上寫的字體看起來也是像個左撇子所寫的。」
「但那槍是在她的右手上？」
「是在靠近她右手的地方，」法羅糾正道，「而不是就在她手上。不管怎麼樣，射擊殘餘物的鑒定結果有可能在她是否開過槍這事上給我們一個更好的調查線索，但這些結果在短期內是不會出來的。」
「好的，倫，謝謝你。」格里斯基陰沉著臉說，「好的，謝謝你們大家。有任何新的發現和線索，我都想聽聽。」
格里斯基不打算加入這種吵吵鬧鬧的猜謎遊戲，但這個最新的證據使他更進一步確信了自己從一開始在對案件定性方面的正確性。卡拉馬卡姆的死根本就不是自殺，她不會開槍殺了那隻狗，或者她十幾歲的孩子。
這就意味著有人殺了她。他還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不過她死的那天給兇殺案組打的那個電話讓人覺得，她知道或者說是懷疑到了殺她丈夫的那個兇手。
格里斯基關上了自己辦公室的門，手指在辦公桌面上叩擊著，努力讓思緒從這個不成熟的推測中擺脫出來。他告訴自己還沒有把情況了解得足夠清楚，無法得出一個符合實際情況的推論，更別說是什麼結論了。
不過有一個想法在他頭腦中去揮之不去。如果真是有人殺了卡拉，他確信那人也就是殺她丈夫的兇手。他不明白殺這個妻子的動機是什麼，不過他也沒必要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他已經想到了有充足的動機、手段和時機殺死這個丈夫的嫌疑對象。
該是想辦法找出他的時候了。
肯森下班到家的時候，發現探員格里斯基站在自己家的前門處，縮著頭躲避雨水。他客氣地打了個招呼，臉上現出疑惑之色。「我想哈迪先生已經取消了這次會面。」
格里斯基不置可否地聳了聳肩。「通常，在他們的委託人有罪的情況下，律師不願意讓委託人跟警方談話。他告訴我你想跟我們談談。」格里斯基沒有強人所難的意思，「我認為這樣我們彼此都可能少費些時間，事情就是這樣。」
尋思了片刻之後，肯森甚至沒有向他要一個正當理由，就請格里斯基進了公寓大樓。他住在上菲爾莫爾區一個叫阿爾塔的露天停車場對面的一套經過改建的兩居室的公寓房裡。公寓樓是一座古板而老舊的三層式建築，有引人注意的傳統的高高的天花板，外露的黑色樑柱，硬木鋪就的地板。一扇巨大的、突出牆面的窗戶被分成了三個方格，裝有舊式的水玻璃，從這兒可以俯瞰那個停車場。格里斯基停下來，站在窗前向外看了一會兒，說了說外面的雨勢。
幾分鐘後，就在他燒水為上尉沏茶的時候，門鈴再次響了起來。開門後才知道，原來是曾和他在馬卡姆家屋外說過話的探員布拉科，另一個男人自我介紹說是菲斯克。他讓他們倆都進了屋，問他們是否需要喝點什麼。
格里斯基出門時已經隨身帶了一部攜帶型攝像機和一台小型磁帶錄音機，並把錄音機放在了廚房的餐桌上。當那盤錄音帶開始轉動時，關於此次錄音，他再次告訴肯森——就像他在門階上說的那樣——他從與哈迪先生的談話中了解到這位醫生想私底下接受警方的訪談。「當然了，你可以拒絕這次談話，」他繼續以友好的方式說道，「或者把這次見面推遲到哈迪先生出面的時候。但我們知道你有多忙。說實話，我們都一樣。正如我在樓下說的那樣，我們只是認為在辦案的初期，這樣做更易於把事情辦好。」
肯森點頭表示同意。「這也是我對哈迪先生講過的。我沒有任何事情需要隱瞞。」
但是這個做事有分寸而又謙恭的上尉想再次確認這一點，他補充道：「你確信你不需要哈迪先生在場嗎？」
「是的，這樣很好。我認為不管怎麼說他都有些小心過頭了。沒關係，他在不在這兒都不會影響到我要談的內容。我不介意。」
「謝謝你。」格里斯基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