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家鄉浙江岱山縣領導組織鹽民運動、後來擔任於都縣委書記、勝利縣委書記的金維映，1933年秋天被組織調到瑞金縣，擔任擴紅突擊隊總隊長，後調人中央組織部，任組織科長。1934年初，出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當年春夏之間，30歲的金維映和37歲的中央組織部部長李維漢結婚。
李維漢曾赴法國留學，與周恩來、趙世炎等共同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回國後擔任中共湘區執委會書記。1928年黨的六大後，歷任中央巡視員、中共江蘇省委兼上海市委組織部長。在中共中央六屆二中全會上被增補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後代理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之後去莫斯科學習，回國後任中央組織部幹事、部長。
1934年10月份，夫妻倆參加紅一方面軍長征。李維漢兼任軍委二縱隊司令員和政委。經受了長征九死一生的磨難和饑寒交迫的煎熬，夫妻倆終於在陝北蘇區安定下來，在相對穩定的環境里，金維映有了身孕。
中共中央機關來到志丹定都後，李維漢和金維映住在炮樓山下。1936年9月9日，金維映忽然臨產，由賀子珍、劉英、李堅貞三人幫助接生，生下了一個男嬰，大家欣喜萬分。
李維漢和金維映給孩子起名羅小金（即李鐵映），「羅」是取李維漢的原姓，「小金」裡面含有金維映的姓。孩子是他們愛情的結晶，用孩子的名字佐證著他們倆人心心相連。
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回憶說：金維映剛生過小金，過了兩天，就有國民黨的飛機在保安城上空盤旋，進行轟炸，我看見李維漢同志懷裡抱著剛出世的小金鑽防空洞。大家看到了都為孩子擔心，怕受了風，李維漢同志緊緊地把孩子抱在懷裡說：「真的沒有法子。」大家能看出來他是非常喜歡這個孩子的。
長征之後的金維映營養嚴重不足，分娩後身體非常虛弱，沒有奶水哺乳孩子，加之中央派遣李維漢去鹽池、定邊一帶從事團結回民和蒙民的工作。再三考慮後，他倆決定把孩子寄養在當地的一戶人家裡。通過一個名叫李海清的醫生了解到，在縣城南三里路的麻地坪村，有一個叫段世章的前不久夭折了一個嬰兒，政治可靠、條件合適。於是，在小金出生後的第七天，金維映看著孩子被抱往段世章的家，禁不住淚流滿面。為了感激，也為了孩子，金維映把長征時一直帶在身邊的紅木箱子送給了段家。
段世章家坐落在面向東南的山腳下，越過一片廣闊的種植了各類農作物的台地，就是一大片柳樹灘，灘下是清格凌凌的周河水。這裡家禽結隊，羊兒星散，與縣城的中央機關的生活環境相比要好些。李鐵映的到來，讓段家異常歡喜，消減了他們夭折嬰兒的傷痛。對組織上的囑託段家不敢有絲毫的懈怠，這是中央領導的孩子，是中國革命的後代，由此對孩子萬分的呵護，還給孩子起了一個乳名「招娃」。為了孩子，段家特意拿出僅有的積蓄，買回來一隻奶山羊，用羊奶輔喂孩子。在那個戰爭年月，小招娃得到了段家的細心照顧，天氣炎熱了，擔心窯洞里悶熱，就抱著孩子在樹蔭下透氣納涼。天寒地凍了，段家夫妻不敢在家裡燃木炭火，怕煙火嗆了孩子，就反覆把土炕燒得暖暖和和，將孩子放在最舒服的地方。
1937年1月，黨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離開志丹，移居延安後，紅色根據地得到了鞏固和擴展，延安成為穩定的大後方。李維漢擔任了中央黨校校長，金維映和長征過來的女幹部蔡暢、鄧穎超、賀子珍、康克清等一起到中央黨校接受輪訓。之後，金維映擔任了抗日軍政大學第四大隊女生區隊長，和女學生同吃同住。隨著全民族的抗戰，全國各地來延安的青年越來越多，黨中央為了快速培訓人才、輸送幹部，籌辦陝北公學，李維漢擔任了陝北公學黨組書記，金維映在陝北公學裡擔任了生活指導委員會副主任。
1938年春天，黨中央決定分批派一批同志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也為這些身體有病的同志提供治療疾患的條件。金維映、蔡暢、蹇先任等與中共派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團長任弼時及夫人陳琮英結伴同行。取道蘭州、烏魯木齊，然後去莫斯科。在烏魯木齊，金維映非常思念孩子小金，提筆給李維漢寫了一封信，說十分思念孩子，叮囑李維漢一定要把孩子接到延安去生活，可以在父親的呵護下得到更多的關愛，於安定的環境里健康成長。此信輾轉，半年後才送到了延安。
在莫斯科，金維映被編人共產國際黨校政治班，生活確實得到了改善。但是由於當時蘇聯搞肅反運動，保密制度十分嚴格，中國來的學生幾乎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蹇先任回憶說：「學校四周是高高的圍牆，校園裡除了警衛人員，還養著迅猛的獵狗。組織上對學員也提出了嚴格的要求，不準一個人外出。在這裡，我們不可能與外界接觸，不能上街隨便對人微笑點頭，不要隨便碰人家東西。有一次，在馬戲院里碰到冼星海、袁牧之等同志，連招呼都沒敢打。為什麼要這樣呢？主要是怕暴露我們的政治身份，即同共產國際的關係。」
以後，一批又一批的中國同志來到了莫斯科，朋友相逢，格外親切。在緊張的學習之餘，金維映十分想念國內的親人和寄養在段家的兒子。1939年下半年，金維映突然病了，到了1940年上半年，病情越來越嚴重，依然堅持學習。金維映在蔡暢回國時，要她轉告李維漢：無論如何要把兒子從志丹接到延安生活。
1940年底，金維映沒有能力到課堂了，在任弼時的關懷下，被送進了療養院。
鄧很穎超回憶說：「1939年7月，周恩來同志骨折，8月我陪恩來同志去莫斯科治療。聽說阿金（大家對金維映的稱呼）已經在莫斯科郊區休養所。當時許多的中國同志都在那裡休養。我曾去過兩次。第一次見到金維映同志時，她很正常。第二次再去時，聽說她病了，當時不知道什麼病。據說後來把她送到了精神醫院了……1940年3月，我們離開莫斯科回國前，恩來又去看她。我在遠遠的門縫裡看著她，她精神很不正常，兩眼發直，衣服不扣，只聽她說話，但聽不清說些什麼。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希特勒軍隊進攻莫斯科的時候，她住的醫院和國際兒童醫院都遷離了莫斯科，以後再沒有聽說她的消息了。解放後，有同志從蘇聯回來也沒提起過她，可能她在醫院裡受到敵人炮火死去的。」
37歲的金維映下落不明地犧牲了。對於她犧牲的詳情，很多人都在探究，卻得不到任何答案。博古的妻子劉群仙也是在蘇德戰爭中下落不明地犧牲，留給人們無盡的哀傷。
被段家精心撫養的小招娃，在歲月的流逝中健康成長，學會了說話，學會了走路，度過了幾年幸福的時光。1940年春天，延安創辦了中央託兒所，李維漢派人前往志丹縣麻地坪村，接小招娃回延安。小招娃哭鬧著不和接他的陌生人走，段世章只好帶上衣物把孩子送到延安，住了半個月，待孩子基本習慣了才返回麻地坪。李鐵映（羅小金）作為第一批幼兒進入了中央託兒所，開始了另一種新的生活。
畢竟段家和李鐵映有了很深的感情了。李鐵映被接走後，段家夫妻很是傷感了一些日子。他們既為李鐵映高興，高興的是他可以到延安更好的環境里成長，尤其是孩子能在親人身邊生活。讓他們難過的是，在撫養孩子的幾年時間裡，他們和孩子已經親如骨肉。好長一段日子裡，段家夫妻對孩子想念尤甚，時常落淚。一年後，李維漢給段家來信說：如果想念孩子，可到延安探望。於是段家夫妻懷著急迫的心情，趕上毛驢，帶上土特產，走了兩天到了延安，受到李維漢的熱情接待。他們看到小招娃（李鐵映）在院子里和其他孩子快樂的玩耍，禁不住淚水盈眶。
後來，段家在當地抱養了一個屬於自己的男孩。在兒子長大後，給娶了一個精幹聰慧、名叫胡海蘭的女子，把曾經的歷史如實地告訴了兒子和兒媳。可惜與李維漢家失去聯繫已經20多年，隔山隔水不知音信。1958年，村裡下派來了幹部，有位是西安外語學院教授閆恆聚歇在段家，閑談中說起往事，見多識廣的閆教授立刻驚訝了，說：「羅邁是李維漢的另一個名字，是現今的中央統戰部長。」這個消息讓段家興奮不已，閆老師主動給段家代寫了一封信寄往北京。料想不到，還真聯繫上了，李維漢部長回信說：李鐵映正在捷克斯洛伐克留學，待以後有機會便來志丹看望親人。
1961年，李鐵映親筆給段家寫來一封信，情深意切地問候二位老人，詳細地談了自己的留學情況，也說了與博古女兒秦新華的幸福婚姻，叮囑養父養母愛護身體。隨信還夾寄了一張他的精神飽滿的照片。段家人和鄰居都仔仔細細地看，翻來覆去地端詳。段世章的妻子蔣成蓮更是情不能禁，看著照片流淚，擦過淚水又看，看過了又笑，喃喃地喚著「招娃，招娃……」一連許多天後，這位無私的老人安詳地去世了。又許多年過去了，段世章也離開了人間。
2002年4月6日，時任中國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