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累對早期的西北革鬥爭史稍作了解，那麼在陝西省委里以杜衡為首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對紅軍游擊隊和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所產生的嚴重影響就昭然若揭。杜衡的「左」傾路線就像幽靈一般，在游擊隊和紅軍發展了，危害就會接踵而至。使紅軍游擊隊和根據地的發展一波三折，每每使革命事業處於頻臨滅亡的危險境地。
就在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初創時期，當時的省委書記杜衡就指派他的代表孿傑夫趕到甘肅正寧的三嘉塬，擔任紅軍陝甘游擊隊政委，執行「左」傾路線，和謝子長總指揮在攻打陽坡頭、山河鎮、旬邑縣城等戰鬥中發生了很多嚴重分歧。雖然游擊隊取得了很多場勝利，但一九三二年四月下旬，杜衡在紅軍陝甘游擊隊巡視工作時，就根據孿傑夫的片面彙報，撤銷了嘲子長的總指揮職務，並撤銷了紅軍陝甘游擊隊總指揮部。對以謝子長為首的游擊隊領導橫加指責。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逃跑主義」、「土匪路線」等大帽子。以取消主義的手段，將部隊編成了三、五兩個支隊。直到五月份，敵人調集重兵對我游擊隊進行分路「進剿」，才根據鬥爭需要恢複了以劉志丹為總指揮的陝甘游擊隊總指揮部。就在劉志丹率領我紅軍游擊隊轉戰十餘縣，取得了近十場勝利的大好形勢下，杜衡又指派他的代表李艮在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到陝甘游擊隊巡視工作，並擔任政委。他不顧大敵當前，要求游擊隊在正寧的一個小山村五頃塬子分配土地、打陣地戰、打攻堅戰，致使我游擊隊受到了校為嚴重的損失。杜衡在我西北紅軍陝甘游擊隊時期所執行的校「左」路線，就給紅軍和游擊隊的創建和發展造成了嚴重危害和損失。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陝西省委派杜衡來到陝甘游擊隊，著手進行紅二十六軍的籌組工作。杜衡一來到部隊，就幹了不少壞事。他為了排擠謝子長、劉志丹、閻紅彥等游擊隊創始人的正確領導，利用新成立的士兵委員會，在楊家店子召開會議。發起了前後持續一個月的「整軍」運動。這個運動名為整軍，實為整人。他給謝子長、閻紅彥等同志扣上了「打罵士兵」、「軍閥主義殘餘」等帽子，還借口他們工作不力。用《蘇武牧羊》的曲調編了一個諷刺的歌曲，讓戰士們唱。並煽動部隊的極端民主化情緒。主張部隊的一切事情都由士兵委員會親決定，其實是在為排擠謝子長、劉志丹等同志對部隊的領導而大造輿論。杜鋤還巧舌如簧，到處以「左」的華麗辭藻來裝飾自己，嚇唬別人，他不僅毫無根據地指責謝子長、劉志丹、閻紅彥等人是「右傾機會主義」、「稍山路線」等。還以校為不健康的意識煽動戰士們對游擊隊領導的不滿情緒。結果，在十二月二十二日的黨員大會和士兵代表大會上，錯誤地撤銷了他們四人的職務。二十四日，陝甘游擊隊在宜君縣轉角鎮(今屬句邑)舉行改編授旗典禮，杜衡宣布陝甘游擊隊正式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團，他自任軍政委兼團政委，而謝子長、閻紅彥同志被迫離隊到上海受訓。他見無法詆毀游擊隊老領導在隊伍中的崇高威信，在廣大戰士的強烈要求下，只留下了劉志丹同志在部隊繼續工作，但剝奪了劉志丹對部隊的指揮權，只給了一個團政治處處長的虛職。
一九三三年初，紅二十六軍二團消滅了宜君焦家坪民團，又在耀縣香山寺進行了規模空前的分糧運動，革命形勢普遍高漲。杜衡的「左」傾思想迅速膨脹，他不顧紅軍的現實力量和劉志丹等人的校力勸陽，主張一舉蕩平廟灣。進攻和我們有著統戰關係且實力十分強大的廟灣夏玉山民團。結果我軍損失慘重，損失了很多馬匹和槍支，騎兵團傷亡嚴重。此戰不但我就遭受了十分嚴重的損失，而且破壞了劉志丹和孿妙齋同志和夏玉山民團多年建立起的良好的統戰關係。被激怒了的夏玉山，此後多次率民團向我根據地北部猖狂進攻。而且，在香山寺一帶，瘋狂屠殺了我六、七十名農會幹部和革命群眾。這是杜衡「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又一次碰壁。廟灣戰鬥失利後，戰士們議論紛紛，公開評論杜衡的「不懂軍事」、「瞎胡鬧」，迫使杜衡在向省委彙報時也承認自己在「軍事上完全不懂」，「威信是削弱了」，要求省委更換政委。另一方面，社衡也想藉機溜回大城市。杜衡不得已，起用了身經百戰的劉志丹任參謀長，並把他極力慫恿進攻廟灣的原參謀長鄭毅作了「替罪羊」，用了推卸責任的伎倆。
一九三三年二月，國民黨騎兵團、特務團、警衛團各一營，協同廟灣夏玉山民團，孫輔成(孫友仁)為總指揮，向我根據地發起了又一輪「圍剿」。以劉志丹為首的紅二團領導，主張避開敵人的鋒芒，跳出照金，到外線尋機作戰，以調動敵人撤離我根據地來爭取主動局面。但杜衡卻否定了劉志丹的正確意見，採取了「左」傾冒險主義的路線，要求我軍不惜一切代價，打陣地戰和防禦戰，並執意將部隊垃到芋園，待敵進攻。結果，坐失良機，致使紅二團處於被動挨打的境地。二月四日，敵人分三路包圍了我軍駐地上芋園和下芋園，紅二團被迫進行抗擊。敵人的火力很猛，步槍、機關槍、迫擊炮彈，像雨點一梓射向我前沿陣地，我軍傷亡嚴重。當我軍被迫撤退時。廟灣夏玉山民團早已堵了退路，形勢萬分危急。若不是渭北游擊隊趕來，將有全軍覆沒的危險。杜衡的「左」傾主義路線，又一次嚴重碰壁。這次戰鬥，不僅使紅二團失去了在戰爭中的主動權，而且對根據地各項事業的發展造成了很大損失。當紅二十六軍跳出台圍轉移到台水縣黑木塬時，杜衡又給照金革命根據地後方寫了一封信，竟天真地提出要在陝北創建蘇區並且發展騎兵，打通國際路線。遭到了照金革命根據地後方機關的堅決反對。三月三日，杜衡卻藉機離開部隊回了省委機關。
杜衡溜走後，照金革命根據地的各項事業取得了很大發展。邊特委、游擊隊總指揮部、陝甘邊革命委員會相繼成立，紅軍在外線和根據地內部也取得了多次作戰勝利。五月下旬。杜衡又從西安二返紅二團。此時，國民黨又調集重兵和周圍的反動民團向我照金革命根據地瘋狂進攻。面對十分困難的形勢，杜衡完全喪失了信心。六月十七日，杜衡授意邊特委和紅二團黨委在照金北梁召開聯席會議。杜衡在會上認為：敵人力量太強大，致使我軍天天跑著打游擊，根據地又很難擴大，主張南下渭華創建根據地。杜衡堂而皇之地提出了四條理由：渭華有渭華暴動的影響；黨的基礎好，群眾覺悟高：人口稠密，物產豐富，便於擴大紅軍；可與紅四方面軍的會合，直接威脅西安。劉志丹和金理科等認為：南下沒有出路，必須以橋山中段為依託開展活動，發展和鞏固根據地。杜衡不等劉志丹把話說完，便蠻橫無理地給劉志丹扣上了「一貫右傾」的大帽子，憑藉其軍政委的權利，強詞奪理，定下了南下渭華的錯誤決定。後來，在三原二檯子召開的會議上，杜衡又一次繼續奢談南下渭華的「政治意義和四大有利條件」，並指名讓劉志丹表態，承認錯誤。這樣，紅二團在杜衡的政治脅迫下繼續南下。中途，杜衡借口回省委彙報工作，又一次從部隊溜走。紅二團南下後，不但沒有群眾歡迎，而且連地下黨也找不到。實際上，當時渭華地區正處在革命低潮，色恐怖嚴重，所以，我軍一下子就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困境。在國民黨重兵的追剿下，雖浴血奮戰，但仍然兵敗南山。紅二團的南下失敗，徹底宣告了社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破產。
杜衡本人，也徹底暴露了自己投降主義的醜惡面目，於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在西安被捕後投降變節，淪為國民黨反動派的鷹犬，破壞了整個陝西省委，帶著敵人瘋狂地捉拿革命者。他還公開在報紙上發表自白書，向敵人搖尾乞憐，供述了陝西省委的所有機密。在自白書里，他還供認到：「任廟灣戰鬥後，就動搖了，沒有信心了」。徹底暴露了他卑劣的政治品質和極為醜惡的骯髒靈魂。
對於杜衡，還要介紹的是：杜衡，陝北人。又名勵君、振庭。曾任中其陝西省委書記、紅二十六軍軍政委。對於這位在西北紅軍發展史上，有著斑斑惡跡的歷史小丑，我們只能知道這些。也許，我們只需要知道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