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斌風塵僕僕回到上海，情況已驟然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他幾經周折才與中央機關的秘密聯絡處接上了頭，並通過聯絡處請求向中央負責同志彙報紅七軍的工作。可是，長等短等卻不見有中央負責同志聽他彙報工作的任何跡象。他只有耐心地等待。他在等待向中央彙報工作的同時，於4月29日寫出了一份近兩萬字的《七軍工作報告》。他在這份工作報告中，詳盡地敘述了紅七軍、紅八軍的發展經過和戰鬥歷程，敘述了紅七軍在創建右江根據地和轉戰千里途中，開展地方黨的工作及土地革命等情況。他以十分誠懇的態度，認真分析和總結了紅七軍這一時期工作中的經驗和教訓，並檢討了自己曾受「立三路線」的影響，在工作中存在的失誤。最後，他在這份報告上，重又正式簽上了自己原有的名字——鄧小平。應該說，這是作為紅七軍的一位政治、軍事的主要負責人，對於工作的十分認真的總結，也是向黨交出的一份十分誠懇的答卷，本應得到中央的重視。可是，一個月過去了，兩個月過去了，三個月過去了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卻一直沒有聽這位紅七軍前委書記兼政委的彙報，也沒有哪位負責同志召見他一面。
由此表明，他是一位不受王明為首的中央所「歡迎的人」。他被冷慢地「晾」在了那裡，好像遺忘了他的存在，遺忘了當初被中央派往廣西、如今又回來的中央秘書長的存在。
但在這漫長而耐心的等待中，他知道了中央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一切……
1930年9月，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結束後，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即以國際代表的身份秘密來到上海，直接插手干預中國共產黨的方針大政。於半年前從蘇聯回國、備受國際代表器重的留俄生王明(陳紹禹)、博古(秦邦憲)等，自稱為「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打著反對「立三路線」的旗號，嚴厲指責周恩來、瞿秋白主持召開的三中全會是「調和路線」，是「目前黨內的主要危險的右傾」，要求召開四中全會。一時間，把個秘密處境下的中央機關，鬧得紛紛揚揚。周恩來向他們苦心解釋，舌敝唇焦，風潮仍無法平息。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秘密召開了。
這次全會是以突然襲擊的方式舉行的，只開了十幾個小時，共產國際代表一直處在實際做決斷的最高權威的地位。出席會議的共有三十七人，其中有中央委員十四人、候補中央委員八人，還有王明、博古等其他出席者十五人。米夫在講話中點名批周恩來、瞿秋白接受「立三路線」，責令全會將瞿秋白清理出政治局(會前，米夫已決定排除瞿，保留周)，並且嚴厲地警告周恩來說：「對於周，自然應該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滾蛋！」
瞿秋白聽罷對周恩來說：「看來，我要『解脫』了，你還要背這個擔子。」
周恩來苦澀而隱忍地說：「背就背吧 」
會議通過了由共產國際遠東局提出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名單。瞿秋白、李立三、李維漢三人退出政治局。李維漢、賀昌倆人退出中央委員會。原來不是中央委員的王明，不僅堂而皇之地進了中央委員會，而且成了政治局委員。雖然工人出身的向忠發仍擔任黨的總書記，而實際上當家的是王明，為他撐腰的是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周恩來的處境可想而知。他和瞿秋白都被置於「被告」席上，成為主要的批判對象。在決定瞿秋白等人退出政治局後，有人提議周恩來也應退出政治局並單獨交付表決。表決的結果：六人同意，十八人不同意。這樣，周恩來才被「保留」在了政治局，而沒有被「排除」。分給他的任務是負責軍委和蘇區的指導工作。
經過了這場突然襲來的軒然大波之後，很快形成了一條比立三「左」傾錯誤更加嚴重，而且更加氣焰囂張，對黨和革命力量危害更大的王明「左」 傾冒險主義路線，在中國共產黨內開始了長達四年的統治。
在這樣複雜而艱難的局勢面前，周恩來該怎麼辦？他的內心充滿著苦悶。任其「左」傾肆虐橫行，是不能容許的；若乘此撒手不管，置身事外，這從他的思想和性格來說，又是決計做不到的。
他後來說過：當時支配著他的想法，是要「顧全大局，相忍為黨」。——可以說，這是一位偉大政治家的人生「自白」，他為此傾盡了畢生精力！
王明等人把持了中央領導權之後，便馬上向全國各地派出中央代表和中央代表團，去推行他的路線：派出相當陣容的由二十多人組成的中央代表團開赴中央蘇區，撤銷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成立中共蘇區中央局，由項英(六屆三中全會派到中央蘇區)任代理書記和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派張國燾、陳昌浩等去鄂豫皖根據地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張國煮任書記兼鄂豫皖軍事委員會主席；派夏曦等去洪湖成立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任書記……於是，「欽差大臣」滿天飛，到處拿「國際路線」壓人，清除異己，進行殘酷無情的擴大化的肅反運動。而此時留在上海的黨中央機關的工作環境，由於國民黨軍警和特務的猖獗破壞，變得更加惡劣了。
1931年4月25日，一件對中共中央的安全造成從未有過的極大威脅的事件突然發生：參與領導中共「特科」的顧順章奉命送張國燾去鄂豫皖根據地後，歸途中化裝成雜耍藝人在武漢一高爾夫球場表演魔術，不料被叛徒王竹樵認出，即被國民黨特務逮捕，當天顧就叛變了，他在沒有受到任何刑訊逼供的情況下，便主動表示願將所知道的一切都講出來，但他似乎不把武漢國民黨特務機關和軍事首領放在眼裡，揚言只把情況直接稟告蔣介石，到時可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將中共機關和主要領導人一網打盡。
國民黨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浚和武漢偵緝處處長蔡孟堅急於表功，一連向南京特務本部發出六封密碼電報——
第一封電報：「匪中共中央政(治)局要人、負責特務組織之黎明(顧順章化名)在漢口被捕。」
第二封電報：「黎明已歸順中央，說有消滅共匪中央之重大計畫。欲赴寧面呈蔣總司令。」
第三封電報：「何長官(成浚)電請陳部長(陳立夫)，速報蔣總司令，調軍艦即赴漢口，以便押黎明赴寧。」
第四封電報：「考慮到事關十萬火急，漢口方面已徵招商局客貨輪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寧。」
第五封電報：「調查科駐武漢特派員蔡孟堅將於明日飛抵寧，向鉤座(指調查科主任徐恩曾)稟報。」
第六封電報：「不要把黎明被捕自首之消息讓鉤座身邊的人知道，否則將上海中共地下機關一網打盡之計畫便要落空。」
每份電報上都標有「特急」兩字。他們意為這下可把共產黨的老窩端了，一個也跑不掉！
但這些極端機密而重要的情報，被打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統計調查科(中統)擔任徐恩曾機要秘書兼國民黨長江通訊社負責人的中共地下黨員錢壯飛截獲。那天正值周末的晚上，徐、恩曾早去舞場泡女人去了，正巧是錢壯飛值夜班。錢壯飛用密碼將六封極不尋常的電報翻譯出來，不禁大吃一驚！於是連夜讓身邊的地下聯絡員劉杞夫(錢的女婿)潛往上海向特科負責人李克農彙報。但考慮到事關重大，錢壯飛又親自於翌日拂曉前換上便服，登上了南京開往上海的頭班車。
千鈞一髮，十萬火急！！！ 中共中央機關危在旦夕，若被敵人一網打盡，那將是怎樣悲慘的一幕！而要在敵人統治下和大搜捕之前，迅速進行大規模疏散，任務是何等艱巨，時間又是何等緊迫！劉杞夫第二天早晨到達上海，幾經周折找到了李克農，彙報了情況。李克農馬不停蹄，迅速將情況轉達給陳賡、陳雲和周恩來。不久，錢壯飛也趕到了上海。
周恩來當即同陳雲、聶榮臻、陳賡、李克農等商定對策，迅速而果斷採取了一系列應急措施：
1.銷毀大量機密文件。
2.迅速對黨的主要負責人做周密的保衛和轉移。
3.把一切可能成為顧順章捕捉目標的幹部，尤其是中央特科人員，要盡 快撤離上海或轉移安全地帶。
4.切斷顧順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關係；廢止顧順章所知道的一切工作方法，由各部門負責實行緊急改變。
5.由特科迅速調集力量，組織一支隊伍，伺機捕殺叛徒顧順章。
特科人員在周恩來指揮下，終於搶在敵人前面，完成了中央機關、共產國際駐遠東辦事處和江蘇省委機關及大批人員的轉移。
4月28日晨，國民黨軍警特務在顧順章指引下對上海全市進行大搜捕。可是，每到一處，皆是人去房空。據陳立夫寫給蔣介石的報告中稱：「當調查科人員前去搜捕時，周恩來卻無巧不巧的早五分鐘離開，得以倖免。」
顧順章雖逃脫特科的嚴懲於一時，卻最終也沒有逃脫厄運的懲罰：1935年，他在國民黨特務機關內因拉山頭、搞派別，被國民黨「中統」特務秘密處決。
事隔半個世紀後，徐恩曾在寫的《一個特工的自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