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赤匪」的興起。在新軍閥混戰之際，中共已在全國建立了大小十五塊革命根據地，正規紅軍發展到十多萬兵力。其中，江西的中央根據地、閩浙贛根據地、鄂豫皖根據地等，距國民黨統治中心——南京，近在颶尺，像一把把尖刀對準了它 的前胸和後背。
這對蔣介石來說，「赤匪」的興起，比任何國民黨內的反蔣派都要可怕千百倍。不除掉這一心腹大患，「則國無寧日，民不堪命，禍患無窮」。當中原大戰的帷幕剛剛落下，他即調遣兵力，開始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圍剿」。
1930年10月10日，蔣介石為紀念雙十節發表《告父老文》，向全國發出「全面清剿共匪」的動員會。同時，他秘密派人組織了湘、鄂、贛、豫等省的地主紳士，冒充鄉民代表，打著請願團的旗號，到南京中央黨部請願，「要求政府發兵剿匪」。蔣介石接見這些「民眾代表」時聲言：「四中全會後本人即湘、鄂、贛督剿共匪。」
1930年11月12日，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召開。蔣介石要求全體黨員要做到「講團結，講寬容，肯退讓」，「為了實現團結，一致剿共，什麼都可以犧牲，什麼都可以忍受」。他首先以「寬容」、「忍讓」的表率，「虔誠悔過」的楷模，頒布大赦令，宣布過去四五年來先後以「附逆有據」、「弄兵作亂」、「叛黨賣國」、「危害黨國」、「勾結反動」、「設小組織」、 「破壞編遣」、「反抗中央」、「忤逆總理」等等二十餘種罪名而被開除黨籍的481人，一筆勾銷，統統恢複黨籍。
蔣介石稱那些被開除黨籍的人，「實際上並未叛變本黨。反對攻擊者，系對我蔣某個人。故一切罪惡，皆由我個人而造成。假使無我，各同志或不至於如此分崩離析，而帝國主義者亦或不至如此壓迫。」「使國家處於內憂外患，天災人禍之狀態，使國民革命的生機幾乎斷絕，連已經統一的局面都不能保全 」「故對黨內同志，對總理，我承認是有罪之人。而今懺悔， 願犧牲一切，貢獻於黨國，贖我罪惡。」
繼而，他懇請中央取消對閻錫山、馮玉祥的通緝令，還請孔祥熙當調停人專程去山西面陳閻、馮；同時打電報給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恢複李、白等人的黨籍；任命張學良為陸海空副總司令，匯撥軍費1500萬元，令其鎮守東北，接管平津、河北。
待這一切「安撫」妥當，蔣介石便以勝利者的姿態，偕夫人宋美齡一行乘坐「美齡」號專機飛抵南昌，督率「剿共」。他在南昌召開「剿共會議」，特懸賞五萬元緝拿紅軍統帥朱德、毛澤東、黃公略、彭德懷等。
不消說，蔣介石對這些予以緝拿的「赤匪」首領們曾懷有過某種同行間的尊敬。當年，他們在孫中山的旗幟下並肩行進——用蔣的話說，「在一個鍋里耍勺子」的時候，他就結識了其中的很多人，他認為他們確實是一群傑出的人物。正因為如此，他不能低估他們，一定要置他們於死地。
1930年11月下旬，蔣介石任命江西省主席魯滌平為總司令、張輝瓚為前敵總指揮，調集十萬大軍，對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一次大「圍剿」。
南昌市中湖畔，矗立著一座高大森嚴的樓房，樓里有一個身體消瘦、穿著考究的光頭男人。此刻，他正坐在精美的紅木寫字檯後面，手裡拿著當地國民黨報紙《民國日報》，他那薄薄的嘴唇上掛著一絲得意的微笑。他的目光掠過當日的主要消息，掠過刊登的上海十家商廈聯袂大甩賣的新年賀禮，掠過春藥、婦科良藥和珠寶等雜亂無章的廣告，然後集中在當日的主要社論上——這是1930年歲末最後一天發表的元旦獻辭。它在恭賀新年到來之際，卻警告人們：天災將至，第二次世界大戰迫在眉睫，共匪趁機作亂，人們應忠信黨國，擁戴領袖，崇尚仁義道德，戒酒茶舞，為祖國與中華之生存而努力奮鬥。社論又要人們相信：亂世中之大幸，江西的局勢正迅速改觀，共匪數日之內即可肅清，他們已四面楚歌，不得不用繩索把士兵拴在一起，以防逃跑，共匪土崩瓦解已指日可待，云云。
看報的人輕輕舔了一下嘴唇，對報上的言詞感到滿意。其實，這些話都是在他親自授意下寫的。
此刻，他正在等待從「剿匪」前線傳來的捷報。然而，在這辭舊迎新的最後一天，給蔣介石送來的並不是吉祥如意的佳音，而是「贛省剿共軍失利」的壞消息：前敵總指揮張輝瓚被俘，一個半師被殲滅，首次「圍剿」被朱、毛紅軍粉碎。噩耗傳來，南昌乃至南京的歡樂氣氛頓消。蔣介石哀嘆道：「嗚呼石侯(張輝瓚別號)，魂兮歸來！ 」
就在朱、毛紅軍粉碎了蔣介石發動的第一次「圍剿」，毛澤東欣然揮毫以揮灑夭地的狂放墨跡寫下「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的豪邁詞句之時，遠在南國邊睡的紅七軍已經踏上了千里轉戰的漫漫征途。
紅七軍從河池出發後，仍按照原來的計畫，攻下北進途中的小鎮懷遠之後，再攻龍江南岸的大鎮慶遠，然後直攻柳州。部隊進駐懷遠時，獲悉敵人在慶遠駐有重兵，並在慶遠附近的融縣、獨山一帶構築工事，做好了防禦的準備。
對此，紅七軍前委和兵委內部產生了不同意見：鄧斌認為，慶遠乃敵軍重鎮，敵人必下死力固守，此時強攻是沒有把握的，應立即東進攻佔渡口。據此，他不同意攻打慶遠，也不贊成攻打慶遠附近的融縣。另一種意見則認為，中央指示集中攻堅，紅七軍就應該攻打慶遠，不必躲閃。——不難看出這種意見里多少有點消極、抵觸的情緒。似乎只有吃點苦頭，才能使中央代表和某些人的「狂躁病」有所收斂。
當然，張雲逸等也認為慶遠不易打，至於攻不攻融縣，等到了天河再作定奪。
最後，爭論的結果，決定採納張雲逸等人的意見，放棄打慶遠，部隊繼續向天河進軍。
佔領了天河，獲悉慶遠、融縣均有敵重兵扼守，兵委和前委同意了鄧斌的意見，決定不攻融縣，而是經過三防地區轉移敵人的目標，然後再進佔長安(今融安)。但第二天得知，融縣有一條小河可以涉過直達長安，於是，兵委和前委又決定進攻融縣。
11月18日，紅七軍離開天河四十餘里，就在天河縣的四把(今屬羅城縣)附近，與從宜山方向趕來阻截的桂軍罩連芳師遭遇，雙方發生激戰。敵我相持了三日之久，這時，敵韓采鳳師又從懷遠方向追來，企圖與覃連芳師合圍夾擊紅軍。
紅七軍被迫撤出戰鬥，乘夜暗甩開敵軍，向北面九萬大山的三防地區疾進……
11月25日，紅七軍到達三防(今屬融水縣)。三防地處大苗山腹地，沒有敵軍困擾，又因霪雨綿綿，難以行軍，部隊便在此休整數日。期間召開全軍黨員和排以上幹部會議，總結從河池出發以來與敵交戰的經驗教訓。為此，兵委和前委先召開會議，統一認識。
鄧斌在會上發言：「我們離開河池已經十多天了，卻才僅僅推進了不到一百公里。四把一戰，殲敵近五百人，而我軍也付出幾乎對等的代價。但是， 敵人可以拉丁補充，我們卻無法補充。即使敵我傷亡比例是三比一，甚至更多，這對於我們也是不太合算的。從面臨的情勢看，我軍能否打下下一個目標——長安，決定下一步能否打下桂林 」
他的發言，立即遭到中央代表和兵委的反對。
鄧崗指責：「仗沒有打好，是誰的責任？」
鄧斌反問：「你說是誰的責任？」
鄧崗滿臉溫怒：「責任就在前委某些人右傾，對中央的命令執行不力！」
鄧斌冷冷一笑：「自你來到以後，全軍的一切部署和行動都是執行中央的命令啊！」
「這麼說，責任在我，在中央嘍！」
「我還是前委書記么，責任當然由我負。」
這時，陳豪人按捺不住，站起來說：「前委最初的估計就是錯的嘛！本來是要我們先打柳州，後攻桂林，可鄧斌同志則主張先打桂林後攻柳州。當然嘍，現在『亡羊補牢，未為遲也』。如陸放翁《劍南詩稿·秋興》所云：『懲羹吹齏豈其非，亡羊補牢理所宜。』我提議，我們還是執行先打柳州的方案。這樣既能變被動為主動，同時也給敵人造成一個錯覺，打它個措手不及！」
張雲逸俯視著鋪在桌子上標誌著雙方態勢的簡易地圖，在聽完了陳豪人的發言之後，抬起頭掃了大家一眼，說：「目前，我們與外界聯繫己隔絕，但從偵察到的情報看，李宗仁已派重兵佔據了各個重要城鎮，並派罩連芳部、韓采鳳部為流動師，阻截追擊我軍，不讓紅軍在廣西有立足之地。按豪人同志的意見，變被動為主動，果能『枉尺直尋』的話，我們豈不是『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但現在看來，不論打桂林，還是打柳州，我們都不易得手。」
「由此看來，勢態是嚴重的、複雜的，但也是明顯。」龔鶴村以參謀長的口吻說，「我們除了主動出擊，堅決戰鬥，別無他法！」
「變被動力主動，不僅需要條件，而且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