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霞燒著的黃昏。 開往香港的英國客輪再有一個小時就要拔錨啟航了。一位身穿長袍馬褂、留著鬍子的商人來到鄧斌秘密出發地點。
「胡公！」鄧斌驚奇的目光投過去，端詳著周恩來的臉。周恩來摘下禮帽，威俊的面孔在這些天里顯得削瘦多了；眼睛裡布滿了血絲，眼眶周圍浮現著一團暗影，兩道濃眉和滿腮的鬍鬚上沾滿了風塵；雙唇皺裂，好像嘴形也變寬了；前額微蹙，失去了從前的光潔圓潤。他的容顏 不僅呈現出睡眠不足和體力上的疲勞，而且他的深邃的目光里流溢著一種無可言狀的潛憂。
「我們與他們(指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意見分歧越來越大了。」周恩來的聲音低沉而有些沙啞，「我們內部對武裝暴動的直接革命形勢認識也不一致，柏山(李立三)認為革命新高潮與直接革命形勢是一個東西。政治局連開兩天會，什麼問題都沒有解決，所以決定只有派人到莫斯科去，向共產國際報告 」
不抽煙的周恩來從鄧斌手中的煙盒裡抽出一支煙捲，點上吸著。
「派誰去莫斯科？」鄧斌問。
「我去。遠東局也指定讓我去。」周恩來說。
「要去多長時間？」
「很難說。」
「你走後，軍事由誰負責？」
「政治局決定，軍事部與軍委合一，直歸政治局，我離開由柏山擔任軍委常委。」
「……」鄧斌頗感不安地默嘆一聲，欲說又止。中央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派周恩來去莫斯科？可以想見得到，中央最高領導層內又發生了嚴重分歧。 在向中央彙報廣西工作時，鄧斌已看出政治局常委們對廣西工作的討論意見不一；也知曉中央同遠東局之間的矛盾已發展到十分尖銳的地步。 此刻，鄧斌最憂慮不安的是，周恩來離開軍委後，軍事領導工作將會出現怎樣的局面？ 迄今為止，軍委在周恩來的主持下，經過一年多的奮鬥，全國紅軍戰勝了初期的嚴重困難，取得了顯著的發展。並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建立了統一的 序列，紅軍已有第一軍至第十三軍共十三個軍，擁有約六萬四千人的兵力， 近三萬支槍，建立了湘贛、贛南、閩西、湘鄂贛、閩浙贛、洪湖及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等大小15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黨所領導的革命游擊戰爭擴展 到了12個省、幾百個縣。
當時在中共最高領導層內，也許很少有人能看到，以後中國工農紅軍的三大主力——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這個時期已初具雛形。這些都同周恩來主持下的中央軍委的指導和支持很難分開。
與此同時，在實際鬥爭的摸索中，周恩來對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建設也越來越重視：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城市化的步驟十分緩慢，從人口比例來講，農民好像汪洋大海，而城市工人階級卻如同汪洋大海 中的一個小島。到1921年中共誕生前夕，全國的產業工人也不過二百萬人。 中國歷代政權的更替差不多都是農民起義的結果。
周恩來進而闡明：馬克思主義的故鄉在資本主義發達的西歐，在那裡，「城市中心論」自然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特徵。中國共產黨信仰馬克思主義， 按一般道理，也應把城市看做革命的堡壘。但實際上，中國和西方在革命起 點上存在巨大的「落差」，年輕的中共還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教條式地 把「城市中心論」當成了金科玉律。
1927年國共反目後，共產黨被迫轉入農村，另起爐灶，可中共領導機關並非馬上意識到廣大農村才是其工作重心和力量源泉，依然對城市心馳神往，把組織和發動城市工人暴動當成奪權的不二法門。對於農村紅軍，頂多視它為配合城市暴動的輔助力量。由此以來，那些主張紮根農村的紅軍領袖，如毛澤東、朱德等，被戴上「農民意識」、「狹隘經驗論」、「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的帽子，言下之意，農村紅軍成不了什麼大氣候，向農村發展是「旁門左道」。
周恩來在中共六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報告中指出：他們(指托派)以為 中國像西歐各國一樣，大城市的經濟力量可以統治全國，所以大城市暴動成 功以後可以影響小城市及鄉村；而在中國，則找不到一個大城市的經濟力量 能統治全國的。所以中國革命要勝利，必須要有紅軍，必須要有廣大的蘇維埃區域的幫助。
1929年底，周恩來在給朱、毛紅軍前委的指示信中，提出了「先有紅軍，後有城市政權」的論斷，並確認「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徵，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如有人懷疑紅軍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國革命的實際，就是一種取消觀念。——這與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的軍事思想一拍即合。
——顯然，這是大慈大悲大智慧的周恩來經過三次上海工人武裝起義、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之後，對中國的國情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毋庸諱言，周恩來開始也曾迷戀第三國際的「城市中心論」，不過他不像李立三、王明等那樣執迷不悟。城市暴動的屢遭挫敗，調整了他的思維框架：上海不是巴伐利亞的慕尼黑，南京總統府也不是彼得堡的冬宮，工人手中的木棒更不是「阿芙樂爾」號軍艦上的大炮，在第三國際望遠鏡里看到的城市暴動大軍的紅旗在上海海關大樓上迎風飄展，那不過是海市蜃樓的幻境。他發現，城市並不那麼青睞共產黨，而落後的偏僻的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反倒是共產黨最好的用武之地，只有在農村實行武裝割據，積蓄力量，奪取城市才是可能的。
自中央機關遷往上海以來，他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是：
第一、整頓幾乎被敵人打散的黨組織，恢複並發展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 內的秘密工作；
第二、指導各地區的武裝鬥爭，努力擴大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並把 這個工作放在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上；
第三、領導在嚴重白色恐怖下的保衛工作，清除叛徒，保證中共中央的 安全；
第四、進行反對右傾取消主義的鬥爭。
應該說，這個時期中共中央的工作路線基本上是對的，在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中起著從嚴重挫敗到走向復興的關鍵作用。
鄧斌感到另一個憂慮不安的就是，中央機關所處的這種極端險惡的環境：
國民黨特務組織一直竭力利用各種手段窮凶極惡地搜索並破壞中共的各級機關，捕殺黨的領導人。在大革命失敗後的三年內，黨的許多重要領導人如江蘇省委書記陳延年、江蘇省委代理書記趙世炎、中央政治局委員羅亦農、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彭湃、中央軍事部長楊殷等先後被叛徒出賣，被捕犧牲。
1928年11月14日中央常委會議決定，成立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組成特別委員會，負責領導中央特科，周恩來為此傾注了不少心血。 早在這年春天，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由陳賡等具體負責，建立了第一個反間諜關係——楊登瀛(又名鮑君甫)。楊是國民黨情報系統頭目陳立夫的親信、國民黨中央的駐滬特派員。楊社會關係複雜，與各黨各派、外國租 界人士以及黑社會、三教九流等都有來往。有人稱他為「四朝元老」，就是 因為他與國民黨、日本人、漢奸、共產黨都有聯繫。蔣介石著手在上海建立 特務組織，陳立夫便推舉楊登瀛主抓此事。而楊登瀛同情革命，他向中共提供了大 量情報，對防止黨的機關被破壞、營救被捕人員和清除內奸起了重要作用。
1929年初，中共特科又利用楊登瀛的關係和介紹，派遣李克農、錢壯飛、胡 底等打入國民黨高級特務機關，錢壯飛還擔任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 科主任徐恩曾的機要秘書，對保衛黨中央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上海做黨的地下工作，最最可惡的就是自己內部出叛徒，他們不僅出 賣了自己的靈魂，還出賣黨的事業和許多共產黨人的生命。
鄧斌清楚地記得，1928年4月間，他就遇到過兩次最大的危險：一次是從蘇聯歸來的何家興夫婦叛變，出賣了黨中央政治局常委羅亦農。當時鄧小平去和羅亦農接上頭，辦完事，剛從後門出去，前門巡捕就撲進來了，羅亦農當即被捕。鄧小平出門後看見前門一位特科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暗示他出事了。前後相差不到一分鐘時間。不久，羅亦農就被國民黨殺害了。
還有一次，鄧小平、張錫瑗和周恩來、鄧穎超住在一個房子里，一位特科突然送來通知：巡捕發現了這個秘密地方，要來搜查。周恩來立刻帶領鄧 穎超和張錫瑗向別處轉移。而鄧小平當時不在，沒有接到通知，正當巡捕在 裡面搜查，他去敲門。幸好特科有個內線人員在裡面，答應了一聲要來開門。 鄧小平一聽聲音不對，轉身即離去
鄧斌也已經得知，就在他去年動身赴廣西的8月下旬，原中央軍委秘書白鑫叛變投敵，出賣了正在召開軍委會議的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張際春等人，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4同志慘遭殺害
同月，內奸戴冰石告密，國民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