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斌向黨中央彙報了廣西的工作，忙完了公務，便又不得不急忙去忙他的家事。
因為，在這個時候，他的個人生活遇到一件不幸的事——他的妻子張錫瑗難產。
十月懷胎，一朝分娩。此時，張錫瑗正住在上海寶隆醫院裡。分娩，這對一個將要做媽媽的女人來說既是痛苦的，更是幸福的。然而，誰也沒有想 到，偏偏孩子難產！
好不容易，孩子總算生下來了，可是張錫瑗卻因此得了產褥熱(通稱「月子病」。產婦在分娩期或產褥期中，由鏈球菌從生殖器官浸入體內所引起的 持續發高燒、下腹部疼痛流血膿、頭痛、嘔吐等)。雖是住在醫院，但醫療條件很差。鄧斌在醫院以極其焦慮的心情日夜陪伴著妻子。
不幸的是，幾天以後，張錫瑗就去世了。年僅24歲。 沒過幾天，生下的孩子因患「七天風」(即肺炎)也死了。這是一個女嬰。
妻子和孩子的死，令鄧斌十分悲痛，這對於他是怎樣的一種打擊啊！他久久地凝望著妻子那張青春的遺像，心裡充溢著萬般珍惜的親情與追念。
那是1925年秋天，在十月革命的故鄉——莫斯科中山大學，第一期大多來自中國的六百多名學員陸續入校學習。當時因遭到法國政府驅逐出境的赴 法勤工儉學中共旅歐支部成員的鄧希賢(即鄧小平)與同伴傅鍾(後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任卓宣(曾任中共放歐支部書記，大革命失敗後叛變，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等，奉命於1926年1月從巴黎經柏林來到莫斯科 入中山大學培訓。
己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加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後改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後又轉入正式黨員(1924年)的鄧希賢被推選擔任學員共青團團小組長。在他的團小組裡，其中的一位是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而另有一位女性就是從國內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年輕的共產黨員張錫瑗。
蔣經國是到莫斯科以後加入共青團(後在俄工作期間加入共產黨)的，雖與鄧希賢不同班，但卻在鄧負責的團小組過組織生活。蔣經國和鄧希賢個子都不高，集合站隊總是排在一起，肩挨著肩。有一次，同學們去郊外滑雪，蔣經國好奇地問鄧希賢：你們幹麼老圍著一條大圍脖？鄧希賢告訴他說：在法國勤工儉學的中國學生因生活所迫，常去當清潔工，尤其是撿馬糞。因為幹這一行掙錢多，撿一天馬糞能打發一個星期的花銷，最划得來。法國的清潔工都圍那麼一條白圍巾，所以，我們每人都有這麼一條圍巾，以此作為對那段生活的記憶和對富民強國的矢志追求。蔣經國聽罷，連連感慨：兄等含辛茹苦，尋求救國救民之道，可敬可敬！並表示：我此次來俄，便已打定主意，更堅決地把我的一切交給我所信仰的蘇維埃，我願絕對地受蘇維埃的訓練，為中國的民主革命勝利而鬥爭！
——生活和歷史就是這樣地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這兩個當年同窗共學的朋友和同志，誰能料想到，五十年後，會成為台灣海峽兩岸的實權人物和政治對手呢？
卻說張錫瑗——這位年輕的女共產黨員來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時，年方19歲。她的原籍是當時的河北省房山縣良鄉鎮，父親張鏡海在鐵路供職，參加過「二七」工人大罷工，曾任良鄉火車站站長。張錫瑗在直隸省第二女子師範學校讀書，1924年作為骨幹分子參加該校學生改革學校教育的學潮運動，並在該校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1925年她到北京，認識了李大釗、趙世炎等共產黨的早期領袖，同年在北京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黨領導下的國民會議促成會的活動，是不可多得的女革命活動家。是年秋天她被黨組織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這樣，張錫瑗與鄧希賢作為同學便認識了，而且彼此之間相當熟識。這是志同道合者的天造地設般的一種「情緣」。
中山大學從1925年秋一直辦到1932年，曾有幾千名中國人在這裡學習，接受蘇維埃的洗禮與熏陶。學校首先是培養政治工作者和革命者，時間有長有短，長則兩年三年四年，短則年把或八九個月。雖然開始時國民黨派出的學生差不多坐滿了教室(一些由共產黨派出的學生也是以國民黨員的身份入校的)，但教材的重點仍然是馬克思主義。教材有俄語、英語、法語和德語；有歷史(中國史、俄國史、東方和西方革命運動史)；有政治經濟學(主要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和根據蘇聯有關著作編寫的教材)；有列寧主義基礎課(主要是斯大林的著作)；還有軍事科學和軍事訓練。
當時，正值國共兩黨合作出現「摩擦」的嬗變期，以國民黨「西山會議派」為代表的右翼分子提出「取消共產黨員的國民黨黨籍」。此時率軍東征的蔣介石(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兼黃埔軍校校長)也要求周恩來交出在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名單，否則退出第一軍，已表露出他旨在軍隊中排斥和清除共產黨人的企圖。由此，莫斯科中山大學也是中國黨內鬥爭的一個場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那裡的托派和反托派鬥爭的緣故。國民黨派去的學生時常與共產黨派去的學生進行辯論——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國共兩黨的合作能持多久？所有這一切又引起了蘇聯領導人之間的爭論。
有史料說，1926年秋，托洛茨基和斯和大林同時來到中山大學作報告：
托洛茨基主張，停止共產黨同國民黨的合作。斯大林主張，應保持和發 展國共兩黨兄弟般的親密合作。托洛茨基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已提上中國的日程，共產黨要自己干。
斯大林認為，那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此必須同它的主要力量國民黨合作。托洛茨基說，國民黨好比老虎，中共將是一頭雄獅；不是老虎吃掉獅子，就是獅子吃掉老虎。
斯大林說，中共還是一頭幼獅，即使將來同國民黨分道揚鑣，各自雄踞一方，兩分天下，要比現在就打個兩敗俱傷的好！
就這些問題的辯論，個子矮小的鄧希賢以他善於雄辯的口才，闡述了在中國只有國共兩黨親密無間的合作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偉大社會變革，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這個觀點，一直貫穿鄧在此問題上的主導思想，他提出 的「一國兩制」的構想，就是一個傑出的典例)。由此他贏得了同學們對他的一種生動、形象、詼諧而幽默的稱譽——「小鋼炮」。
當時人們大概不曾想到，三十年後的1956年2月，他作為中共派出的一個重要代表團的成員，參加蘇共「二十大」。繼而對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事件，展開了激烈 的中蘇論戰。在毛澤東授權鄧小平直接指導和參與下，一連發起《九評》文章猶如一發發炮彈轟動了蘇聯，轟動了全世界，直到赫魯曉夫垮台。正如鄧小平所說：「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實行霸權主義是取得政權的馬列主義黨背 叛社會主義原則的最顯著標志。」後來在中國，有一件事關全局的，就是鄧小平以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為借鑒，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指出和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包括「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 的錯誤時，沒有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採取全盤否定的錯誤態度，而是相反， 實事求是地肯定了毛澤東的偉大歷史功績和崇高歷史地位。同時也沒有把「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錯誤的責任一切都推給毛澤東一個人，而是指出 中共中央集體、毛澤東以外的其他中共領導人也負有責任，包括他自己在內。並詳細分析了產生這些錯誤的複雜的社會歷史原因，特別是指出了導致這些 錯誤產生的更重要的因素，是受蘇聯高度集權體制的影響和中國長期歷史上的封建專制主義的殘餘影響造成的。
張錫瑗與鄧希賢同在一個黨小組，既是同學，又是戰友，對國內國際一些熱點問題的討論，認識、觀點都很一致。張錫瑗說一口漂亮的北京話，卻 十分愛聽鄧希賢用地道的四川話抑揚頓挫繪聲繪色的演說。當大家聚在一起談論時，她就打趣他說：好，現在開始收聽「四川廣播電台」的播音吧。
倆人的感情雖很投貼，但還未發展到戀愛的程度。然而，倆人之間的關係，畢竟是起於斯時，始於斯地。
中山大學的學制是兩年，鄧希賢僅學了一年便奉命於1926年底回國了，進入馮玉祥部從事部隊政治工作。張錫瑗繼續在蘇聯學習。 鄧希賢回國後不久，即遭遇國民黨右派背叛革命，他隨機應變從西安馮部逃到了武漢。黨的「八七」會議後，他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改名叫鄧小平。這時，他驚喜地遇到了一個人——就是剛從莫斯科回國的張錫瑗。張錫瑗於1927年秋天學成回國，即組織參加了保定的鐵路工人罷工運動。這次罷工的籌劃領導工作，自始至終是在良鄉她的家中進行的，她的父親張鏡海是罷工的組織者。此次罷工後，張錫瑗被黨組織調到武漢，正巧分 到中央的秘書處工作——在這裡兩位志同道合的老同學相遇必有一番喜悅。
張錫瑗說：看來，無論在國外還是國內，我總是被你所領導了。
鄧小平說：志同道合者，千里來相會，這叫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