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秋天，也是蔣介石自鳴得意的時期。桂系首領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已逃居香港，兩廣歸依中央；馮玉祥、閻錫山爭相求媚於蔣，西北軍被分化；張學良聽從蔣介石的指揮，東北軍易幟歸順，真可謂萬事如意。蔣介石認為在如此有利的形勢下，是他徹底貫徹「削藩策」的大好時機。
在滿眼秋色里，蔣介石偕夫人宋美齡從避暑的廬山飛抵南京，參加國民黨中央為中山陵落成後為世人瞻仰的第一個隆重的紀念周——這是他生平最為百感交集也最為振奮而又無比榮耀的一天。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當時革命正處於艱苦奮鬥的階段，國民黨還沒有取得全國政權。由於條件所限，孫中山的遺體暫置於北京香山碧雲寺的金剛寶塔中，沒有安葬。為了以實際行動悼念孫中山，實現他手定的三大政策，完成北伐大業，國民黨中央曾作出決定，每星期一的早晨，各級黨部要做總理紀念周，恭讀遺囑，檢查工作，以求改進，曾起到一定好的作用。蔣介石叛變革命後，踐踏了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但卻把紀念周的形式沿襲下來，不過內容完全篡改了。除了照舊要對孫中山像敬禮，背誦遺囑外，把檢討缺點變成了對「亂臣逆子」的訓話。凡是蔣介石認為有礙於他的獨裁統治的人和事，他都要拿到紀念周上去訓斥一通。繼而，他又把做紀念周的形式，推廣到一切會議上去。無論開什麼會，都要先向孫中山像施禮，背誦遺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然後才開會。如果有誰不搞這一套，就會被認為對孫中山的不忠誠。於是，在首都南京，「三多」泛濫成災，即：紀念多、演說多、會議多。事無巨細，只要能夠把蔣介石與孫中 山扯上關係的事，統統要紀念。
在國民黨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前，已決定將孫中山的遺體運回南京安葬。這完全是合乎情理的。而蔣介石為了將 自己樹為國民黨最高領袖，這時是他最需要藉助孫中山的威望的時候，當然不會放過這個大好機會。
南京政府為修中山陵撥專款五十萬元，而實際費用已花了一千萬元之巨。中山陵的建造，國民黨當局確實煞費苦心，從陵地的選擇到工程設計，都做了精心安排。陵墓坐落在紫金山之陽，依山傍湖，氣勢雄偉，工程浩大。奉安大殿的設計更是莊重威嚴，巍峨壯觀。大殿有三門：正門首鐫刻「民生」二字；左門刻「民族」；右門刻「民權」；標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陵區周圍原來就是一片秀麗優美的風景區，在造陵時又著力修葺美化，就更加顯得氣象非凡。
孫中山的遺體安葬日，先決定在1929年1月1日，但由於蔣介石硬要拼湊召開國民黨「三全」大會而誤期；遂又改定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四周年時 舉行，但又因蔣桂爭戰，一再延誤；5月間蔣介石打敗了桂系，遂又決定6月1日為安葬日。
5月10日，由南京開出迎接專列，21日才到達北平。北平的移靈儀式隆重而浩繁地搞了4天，不僅出動了陸軍、騎兵、空軍，而且幾乎傾北平全 城之眾參加祭靈、送靈儀式。 25日午夜，靈柩在三十多萬人的護送下，從香山抬往前門車站，步行近15個小時，兩次鳴禮炮101響。到5月26日下午3時15分才將靈柩運上專列，4時35分專列在全市工廠的汽笛聲及禮炮聲中徐徐開動。從北平到南京，沿途各站，都要舉行盛大的接送儀式。車到安徽蚌埠，蔣介石夫婦乘專車到此恭迎。然後，蔣介石的專車為先導，開往浦口。5月28日上午10時，靈車抵浦口，國民黨中央出動陸海空三軍，南京政府的大小官員及市民，傾城而出，在奉安總幹事孔祥熙的指揮下，將靈柩移過長江，送至中央黨部大廳。然後，又是3天公祭，蔣介石親自守靈。
6月1日是安葬之日，奉安大典從午夜2時即開始。先在中央黨部舉行起棺儀式，然後，靈柩經過中央大道，沿途搭有二十餘座牌樓，以松柏樹枝、青白布鋪地，送往中山陵。上午10時15分，由蔣介石主祭，舉行安葬典禮，全市萬人空巷參加葬禮。
報紙、電台，天天報道奉安盛況，全國各地大量發行各種紀念書刊。在這一系列的宣傳中，蔣介石成了主要角色。
蔣介石還特請旅居歐洲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回國參加了奉安。但在回國前，宋慶齡特意發表了「關於不參與國民黨任何工作的聲明」。奉安之後，她便居住上海，與蔣介石集團保持涇渭相分。
今天，出席紀念周的除國民黨中央要員胡漢民、吳稚暉、孔祥熙、何應欽、宋子文之外，還有各部、廳、室的文武百官，而最招人眼目的是來自東 北軍、西北軍、晉軍等派系的代表三百餘人(他們是來參加第二次編遣會議的)——這是蔣介石有意的安排。
蔣介石帶領大家向孫中山像致禮，背誦遺囑，作忠誠宣誓。誓詞云：「敬以至誠，宣誓於總理靈前：遵奉總理遺教，實行裁兵救國。對於本黨之一切決議，竭誠奉行，不敢存絲毫偏私、假借、欺飾、中輟之弊。如有違犯，願 受本黨最嚴厲之處罰。謹誓。」
然後，蔣介石便施韜晦之計，授意何應欽宣布幾位新任命的軍政部和遣置部任職的人員名單，再由宋子文宣布給各軍供應的軍餉，以攏絡、安撫到會的各路部將。最後，由蔣介石大講特講了一番編遣軍事的重要意義之所在， 疾呼：「惟有編遣始能自救救國，否則擁兵自相殘殺，徒取恥辱而已！」他把是否執行中央編遣決議，作為「革命與反革命」的標準。這樣，擺在地方實力派面前的出路就只有一條，即：接受編遣，歸依中央，就有飯吃有衣穿有錢花；否則，就是叛黨逆軍，堅決討伐。
而這些各路代表們對蔣介石嗤嗤訓責之聲，早已司空見慣，他們像一群基督教徒看著猶大的錢袋一樣，只對財政大臣宋子文撥給各自的軍餉分外傾心。當得到了這種恩惠與安撫，他們喜形於色，滿堂溢美之詞：「復興大興， 皆委座神威，熟籌偉略，從此犁庭掃穴之功既成，天日之光重現 」「企仰領袖豐功，益深感戴，措黨國如磐石之安，登斯民於襖席之上 」
這些極盡阿諛奉承吹牛拍馬的虛浮之詞，使蔣介石有些昏昏然。紀念周會結束後，他回到自己的並不豪華但很寬敞的辦公室里坐定。咕咚咕咚喝了 半杯白開水，閉目養神片刻，又猛然從安樂椅里挺起來，在鋪著猩紅色的厚地毯上慢悠悠地踱步。
他把目光投向高掛在正面牆上的孫中山畫像。先總理身著大元帥戎裝莊嚴威儀地雄視著前方。
他的目光又移到孫中山手書的條幅上：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介石吾弟囑書孫文
這是蔣介石政治上的一大資本，除了他之外，在國民黨中，誰獲得過大總統的這般信賴？誰曾享有過這等殊榮？
他與孫中山「安危須仗」、「甘苦共嘗」的時代早已過去了。此時此刻，他面對畫像和條幅，並無懷舊，充溢其胸的是一種桀驁不馴的情感：先總理 做不到的我做到了，中國，在我蔣中正的手裡得到統一！
蔣介石這樣想著，弄不清對孫先生是忠誠還是背叛，他才不管這些呢。 呃！什麼叫忠誠？什麼叫背叛？這完全是那些書生氣十足的傻瓜蛋們在作繭 自縛，曹孟德是偉大的，他敢公開說出「寧要我負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負我」 的至理名言。
蔣介石生逢亂世，如魚得水，雖然幾經危難挫折，他都能化險為夷。在 北伐勝利之後，他曾捏著指頭曆數過國民黨的元老、新秀，沒有一個人能夠 與他抗衡！沒有一個人能夠具有他那種治國安邦的雄才大略！
大總統深邃冷峻的目光，凝望著前方，對這位自詡為三民主義信徒的反共「英雄」，不理不睬。蔣介石久久地注視著他，忽然產生一種遙遠感，猶 如注視著一個陌生人。
「聯俄、聯共、扶助農工 」他每想到孫先生的三大政策，心中就產生一種苦膩而酸澀的褻瀆感。他必須馬上逃開，就像不願讓看到羞恥的隱疾， 就像爛眼子怕見強光照射一樣，他不願窺視自己心理的變異，他必須保證情緒的穩定、心靈的安寧、氣質的高雅感和道義上的充分自信！
他踱到桌前，身子輕慢地躺進安樂椅上，讓沉落下去的情緒回升到心安理得的寧謐之中。
身材瘦弱的侍從室主任、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陳佈雷，腳步輕輕地走進來，聲音輕輕地對他說：「主席，剛才鄭介民從南寧來電說，汪精衛派薛岳帶著不少美鈔和港幣到了南寧。我看俞作柏、李明瑞怕會因此變故 」 「娘希匹！汪兆銘(汪精衛別名，字季新)歷來專經齷齪卑鄙之勾當！ 」蔣介石驚怒地從安樂椅上坐起來。
「他們這樣搞，豈不是釜底抽薪嗎？」陳布雷清瘦的面孔露出悲憂之色，玳瑁眼鏡後面的兩顆灰黯的光點凝滯不動，兩隻眼球怔怔地望著蔣介石。
這位被蔣介石倍加寵信的「文膽」，年近40歲的陳布雷曾任上海《天鋒日報》、《商報》、《時事新報》主筆，1927年投靠蔣介石。他雖忠於蔣，但不媚須迎奉，且敢秉抒己見，故被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