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心的讀者會從上一節發現一個陌生的名字：彭干臣。其職務是南昌市公安局長兼衛戍司令，此職不能算小，在起義軍中的作用也非同小可。
那麼這個人物為何被長期淹沒了呢？我在前幾年寫作周恩來與蔣介石有關紀實文學時，曾經接觸到這個人物，也注意到一些報刊已經在糾正若干歷史的傳誤。在寫作此書時，我有幸結識了彭干臣之子彭偉光，對此事的了解便深了一層。
彭干臣，1900年5月生於湖北省英山縣（1933年前隸屬安徽）落令河村的一個佃農家庭。父親彭少軒，曾任私塾先生，通達四書五經、諸子百家及24史。彭干臣在其父影響之下，自幼勤奮好學，識書達理，成績一直優異。
1920年他考人省會城市安慶的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受五四運動和陳獨秀的影響，他成為一師的學生領袖，曾參與組織過著名的六·二學潮；為聲援二·七大罷工和反對曹錕賄選總統，他又在安徽組織了幾次大學潮。彭干臣1923年入黨，陳獨秀在一師建團時，他已擔任了一師的黨支部書記。後來他作為黃埔軍校的第一期學生，深得周恩來的賞識，並成為中共黃埔軍校特別支部的主要成員。畢業以後，他與同學陳賡分在同一個連隊，陳賡任連長，彭干臣任黨代表，一同參加了討伐陳炯明的東征。五華戰鬥中，彭干臣被打掉一個手指，同窗好友惋惜不已。他卻笑道：革命誠艱巨，斷指不足惜，留得頭顱在，可為黨效力。
蔣介石表面上對軍校的共產黨員優禮有加，但骨子裡一直存有戒心。他接到一份報告，馬上招呼周恩來：「請你起草一份命令，第一團連黨代表文志文、彭干臣、副連長杜心樹等，臨陣退卻，褫職查辦！」
周恩來隱約覺得此事有蹊蹺。蔣介石提到的這幾個人他都熟悉，尤其像彭干臣這樣的共產黨人是不會在關鍵時刻退卻的。經過查對，果然事實有誤。他向蔣介石報告：在和順、五華之役，文志文、彭干臣等屢立戰功，只因退後收容，誤為臨陣潛逃，所以對他們不但不能處分，應該記功才對。蔣介石接受了：「好，我馬上傳令，免除他們的處分，你的提議很好。」
彭干臣英勇善戰，連連晉級，後來升為團長。
1925年6月，他被中央派往莫斯科東方大學深造。朱德、劉鼎、張際春、曾湧泉、塗作潮等都是他的同學。他的軍事技能很好，每當蘇聯教官授課時，他和朱德常給同學們作軍事示範。
1926年秋，周恩來傳達中央的命令，讓他回國參與指揮北伐作戰，且分配在葉挺部工作。攻打汀泗橋、賀勝橋，他都衝鋒陷陣，攻打武昌城，他建議葉挺組織共產黨員敢死隊，他身先士卒，沖在前頭，立了大功。武漢攻克後，葉挺獨立團擴編為二十四師，葉挺為武漢衛戍司令，彭干臣升任參謀長。周恩來對彭干臣的才能更加重視。當他到上海領導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時，特將彭干臣調來。並令彭干臣從武昌衛戍部隊中抽調一批各級軍事骨幹，化裝順江而下，潛赴上海，穿插到各工人糾察隊中任軍事指揮或軍事顧問。
彭干臣留學蘇聯前，曾在上海吳淞機車廠創辦過工人夜校，建立了黨組織，在工人中有很高的威望。軍委秘書長王若飛在指揮部會議上，專門向人 紹：「何樾（彭干臣的化名）同志是黃埔一期生，共產黨員，有實戰經驗和指揮才能，周恩來同志信得過的，現在擔任咱們法商電氣公司起義指揮部的軍事指揮。」當時在場的孫津川一眼認出，這位高高瘦瘦、頗有儒將之風的何樾同志不就是他的入黨介紹人彭干臣嗎？但當時的特定情況下，孫津川不敢公開相認。「四一二」大屠殺後，周恩來在市區的中央軍委辦公地址暴露，周恩來就隨孫津川來到吳淞張華浜的棚戶區家裡隱蔽。
5月中旬，周恩來離開上海時，由孫津川的愛人將經過化裝的周恩來送至彭干臣處，再由彭干臣與陳賡聯繫，將周恩來安全護送到武昌。因為武昌共產黨掌握著一支革命武裝，已經暴露身份的工人領袖和知名黨員，大多潛赴武昌。武昌成了紅色庇護所。
當時李強也在武昌，他為這支數千人的武裝籌措了一批不小數目的軍費：大約有50箱銀元，每箱約5000枚，兩個大漢抬起來都很吃力。這些錢送到了武漢衛戍司令部。正巧彭干臣的三弟聽說大哥當了大官，特從英山趕到武昌，一進司令部辦公室，嗬，滿屋子銀元映得人睜不開眼。三弟從未見過這麼多錢，試探著問：「大哥，給我幾塊帶回家吧！」彭干臣一愣，像是不認識似地盯著三弟，本想發作，想想又緩下口氣：「三弟，這是革命經費，一塊也不能動的。」三弟反而火了： 「要幾塊錢都不給，你算什麼兄弟！」彭干臣不理，繼續數著銀元，往賬冊上登記。這筆錢為後來的南昌起義派了大用場。
1927年6月，夏斗寅叛變，葉挺帶兵征討，彭干臣便代理武漢衛戍司令。同年7月，彭率一部分工農力量由英山潛入南昌。
由於彭干臣熟悉公安及衛戍工作，周恩來便將南昌市這兩項重要工作交給了彭。並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名義，正式任命彭干臣為南昌公安局局長兼衛戍司令和黨代表。
比較早些的回憶文章也談到這一點。除了上一節所引唐天際的文章外，還有當時在公安局行政課當課員的胥光和的回憶。他回憶說：
「朱（德）離開公安局後，局長職務即由秘書楊達同志代理。大概過了一個多月樣子，朱培德就在南昌進行反共活動，朱德同志也就在臨川打來電報辭職，接著楊達同志也離開了公安局，此後局長職務就由李尚庸和李師朔擔任了。
「6月剿匪結束後，朱局長仍回南昌一次，他住在河東公館1號內。我還去看過一次，我見他很高興，他穿了一套草綠色的軍制服，不久他就又離開了南昌。
「7月31日晚上，我在家（陳家花園2號）住，半夜後，突然聽見街上槍聲，當時我不曉得是起義。第二天『八一』，我照例來公安局上班，見街上張貼了很多標語，還有布告。我回到局裡，革命委員會派來了一個新局長，叫彭干臣，彭局長還兼任了南昌衛戍司令部的司令。衛戍司令部就設在公安局內。當天公安局還出了布告，布告是我們用毛筆分繕的，內容大體是說： 我們的人回來了，叫大家不要怕，要各商店照常開門做生意等。
「『八一』起義後，公安局特別忙，官警天天下操，4號下午，彭局長冒著雨召集保安一隊二隊和消防隊的人在操場上整編，青壯的警士編成了幾個連，還到子彈庫領了槍彈，當晚七八點鐘集合到省政府內，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早晨隨賀龍將軍的警衛團出發南征去了。」
當時在公安局消防隊當隊員的張秉泉，在公安局保安一隊當隊長的汪憲章也有回憶：
「『八一』起義時，我們正在公安局內，那晚只聽見外面槍聲，不知道鬧什麼事。到第二天清早，才曉得賀龍、葉挺兩將軍起義。起義當天，彭干臣接任公安局長兼南昌衛戍司令，並把原反動派的衛戍司令部的銜牌也掛在公安局門口。我們全局官警和消防隊的同志，就在警局內集合整編。接著還在順直會館偽衛戍司令部內搬來了1000多支槍。4號下午氣候不太好，下著毛毛雨，彭局長召集保安一、二隊和消防隊講話，接著就編隊，由青壯的警士混合編成幾個連，至晚上七八點鐘才編完，被編入的人還發給了槍和子彈。編好的隊伍，當晚帶進省政府內，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早，就向城外出發。出發前，在繩金塔的廣場上整理過隊伍，有二三百人。早上8點鐘離開南昌，12點鐘走到蓮塘，下午過沙埠潭的河。我們公安局的全部人員是跟賀龍將軍的警衛團走的。許多人跟著起義軍一直到了廣東。」
起義成功後的彭干臣是忙碌的。除了部署張貼布告，安定民心，要求市民照常生活，商店照常營業，學校照常上課外，他命令軍警和公安系統，加強城市警備，搜查殘敵，打擊犯罪分子，很快穩定了社會秩序，顯示了他的指揮技術和組織才幹。在做這些工作時，彭干臣一方面聽從周恩來的直接指示，也和革命委員會的政治保衛處保持密切聯繫。政治保衛處的處長是李立三，成員則是他的黃埔老友陳賡。他們兩個很大的精力放在接管市銀行工作上。
既然事實如此，為何彭干臣的英名反被埋沒了呢，甚至給人造成一種印象：當時的公安局長是朱德。彭偉光分析起來大約有三：
一是在艱苦的戰爭年代，其父曾幾易其名，先後使用過彭干成、何樾、黃春山、黃大老闆等等，在一個時期，他的化名比真名更有知名度，以至人們不熟悉他的真名；
二是自從南昌起義後，彭干臣便開始使用各種化名進行工作，以至國民黨的報紙及解放後我們的報刊先後兩次說到他的死，一次說他在南昌起義途中犧牲，一次說他在贛東北被我軍內部當AB團分子活埋了。然而大量的材料證明，這兩次都是歷史的謬傳。彭干臣真正的犧牲是在1935年贛東北紅軍北上抗日的作戰中；
三是與周恩來密切有關。彭干臣生前的重大貢獻：討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