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遙遠的莫斯科，共產國際已被蔣介石的叛變，弄得有些慌亂失計了。
4月15日《真理報》上一篇題為《中國革命的緊急關頭》的文章說：「當然，中國共產黨並不希望加速事變的到來。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任務，是在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鬥爭中儘可能地利用資產階級。黨的戰略路線是，在聚集足夠的力量以前，在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組織獲得鞏固以前，避免同資產階級開戰。現在鬥爭來臨了。中國資產階級已經對革命發動進攻。 在這種情況下，不用說，中國共產黨將幫助國民黨驅逐民族解放事業的反革命叛徒和內奸，並將繼續進行改造國民黨的工作，使之成為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群眾性組織。」從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莫斯科共產黨人還在堅持他們理論上和策略上的正確性；同時也顯示出他們對國民黨左派的革命性寄以輕率的信賴，而對自己影響國民黨左派行為的能力作了純屬天真的估計。
5月中旬，莫斯科又召開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討論中國問題。托洛茨基激烈地抨擊斯大林中國政策的「不成功」，說斯大林「完全虛偽的論文，事實上被宣布為是不可侵犯的，但是中國革命畢竟不能被塞進瓶子，貼上封條。」
托洛茨基宣稱：「共產黨同真正革命的國民黨之間的聯盟不但必須保持，而且必須在群眾性的蘇維埃基礎上加以擴大和加深。」
斯大林早已感覺到托洛茨基是個一不做二不休、善於耍手腕的鬥士，他立即反唇相譏：「我將儘可能在論戰中排除個人的成分。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諾維也夫同志對聯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個別委員的個人攻擊是不值一談的。看來，托洛茨基同志想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上把自己扮成一個英雄，使執委會把討論戰爭危險、中國革命等等問題變成一個討論托洛茨基的問題。」
斯大林接著又說，「我想，托洛茨基同志是不值得予以這樣大的注意的（從座位上發出喊聲：「對！」），況且，與其說他像個英雄，不如說像個演員，把演員和英雄混為一談無論如何是不行的。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諾維也夫同志這樣一些被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揭穿了他們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人，痛罵布爾什維克，這對布哈林或斯大林並不是什麼侮辱，這一點我就不講了。相反地，要是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諾維也夫同志這種半孟什維克讚揚我而 不罵我，那對我倒是最大的侮辱。」
可以想見，在失去冷靜的雙方的對攻中， 如何能對中國問題做出精確的判斷和對策。辯論者往往按照自己的語言邏輯，為了和對方針鋒相對，而使自己偏激。
斯大林反問道：「現在的武漢政府是不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機關呢？不是。但是在革命進一步發展時，它是有一切機會發展成這樣的機關的。」
托洛茨基看問題則完全不同。他認為武漢是「空架子」，而不是革命運動的中心。對於左派國民黨現在代表什麼問題，托洛茨基回答說：「暫時還不代表什麼，或幾乎不代表什麼。」
斯大林認為，只有到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接近完全勝利的時候，到了在資產階級革命進程中顯露出過渡到無產險級革命的道路的時候，到了那個時候，就必須成立當做兩種政權的要素、當做為新政權而鬥爭的機關、當做新 政權即蘇維埃政權的機關的工農兵代表蘇維埃。
托洛茨基自然不肯放棄自己的觀點，他在第二次發言中反駁斯大林：「為國民黨和武漢政府的政策承擔責任，正如他多次要為蔣介石的前『國民政府』的政策承擔責任一樣。反對派同這種政策沒有共同點。我們不想為武漢政府 的政策及國民黨的領導承擔絲毫責任。」
他的設想是，只有通過農民和士兵的蘇維埃才能把大部分蔣介石的士兵爭取過來。因此，共產黨人必須建立這種蘇維埃，並殺掉那些決意反對蘇維埃的將軍、官僚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
斯大林很少舉起煙斗來幫助他的講話，但此時他的煙斗在面前划了一個圓：「空談，完全是空談！」
就在這段時間，武漢的形勢越來越險惡。
5月17日，駐宜昌的獨立十四師師長夏斗寅，趁武漢主力軍隊第二次北伐河南之機叛變，進攻武漢抵達距武昌僅40里的紙坊，被葉挺部隊擊退。
5月21日，駐長沙第三十五軍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叛變，一夜間搜捕共產黨工農群眾 3000餘人，殺百人。
中共湖南省委決定30日發動長沙附近10萬農軍， 圍攻許克祥。
鮑羅廷本來脾氣就大，遇上這樣的事，便不住地拍桌子跺腳： 「一切錯誤來源於工農運動過火，領導湖南農運的不是地痞就是哥老會！」
於是陳獨秀下令取消了進攻長沙的計畫。毛澤東也被調離湖南，到武漢任農民協會會長。
5月30日，沒有接到撤退命令的瀏陽農民軍，孤軍進攻長沙，失敗了。
汪精衛見到陳獨秀時，話裡有話：「不是說有10萬大軍嗎，怎麼連許克祥一個團也打不贏？」
陳獨秀氣得直瞪眼，無言以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