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川陝蘇區經濟發展就必須要認識鄭義齋。鄭義齋原名鄧少文，河南許昌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中共中央做秘密交通。1930年，為開展工作，鄧少文改名鄭義齋，在上海開辦了義齋錢莊。1932年，鄭義齋離開上海，受命前往鄂豫皖蘇區工作。在鄂豫皖蘇區，鄭義齋身兼數職，既任蘇維埃政府財委主席兼工農銀行行長，又任紅四方面軍總經理部部長，還兼任兵工廠和造幣廠廠長。紅四方面軍千里轉戰來到川陝，從部隊的後勤給養到後勤基礎設施建設再到全蘇區的經濟發展全都靠他統籌規劃、運籌帷幄，和在鄂豫皖蘇區一樣，鄭義齋成為名副其實的川陝蘇區「大管家」。
鄭義齋首先要解決的是吃飯問題。部隊入川後，一萬多人每天的吃飯是首要問題，一天少說要消耗一兩萬斤糧食，隨著部隊的擴大，每天的糧食消耗不斷上升。各部隊首長一見面就沖著他要糧食。鄭義齋為了糧食問題焦頭爛額，到處奔波調查研究，尋找辦法。他很快發現一個問題：以往部隊每打下一處地方，總是把地主土豪的糧食就地分給窮苦百姓，自己隨身攜帶的糧食最多不過維持三五天。部隊行軍作戰流動性大，不可能背著糧食行軍打仗，都是走到哪裡吃到哪裡，這就給後勤部門的糧食供應造成極大的困難。建立蘇區後，部隊的活動範圍都在面積不大的蘇區里，部隊的活動也有一定的規律，只要在各地建立一批糧站，就能有效緩解部隊糧食供應問題。通、南、巴是山區，這裡水田少，旱地多，土地都在地主土豪手裡，每年的糧食收成絕大部分都以收租的方式集中到地主土豪家裡，窮人則一無所有。為了度日，老鄉們在房前屋後、岩壁陡坡等不能種植糧食的犄角旮旯種一點紅苕、土豆，荒年時就不至於餓死。現在，把地主土豪的糧食全都分給當地百姓，他們也是收藏在家裡，到時部隊無糧還要向老鄉買。鄭義齋向總部提出：打土豪破倉分糧時，只給最窮的人家分一部分糧食，大部分糧食集中起來，由總經理部在全蘇區設立多個糧站和轉運站，站與站之間距離不要太長，同時在各基層蘇維埃組織一支運輸力量，保證部隊無論在哪裡集中作戰，都有飯吃。這樣部隊也不會與民爭食，同時，也使闖入蘇區的敵人得不到糧食而處於困境。他的建議很快得到實行。在他的指導下，總經理部建立了總站、分站和供應點的糧食供應體系。紅四方面軍數萬部隊在川陝兩年多的時間，幾乎無日不戰，但依託各級蘇維埃政權設在蘇區各地的糧站體系和運輸隊基本解決了部隊的吃飯問題，即便是像反「六路圍攻」這樣持續十個月的大仗，部隊也維持了基本糧食供應。鄭義齋的糧站供應體系為戰鬥勝利和部隊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要解決糧食困難，根子還在生產。長年的戰亂，導致川北很多地方田地荒蕪，有些地方，地里不種糧食種大煙。鄭義齋建議，人人動手，開荒種糧，屋前屋後，種瓜種豆，解決糧荒。徐向前、陳昌浩非常重視鄭義齋的建議，指示紅軍各級政治機關協助政府開荒種田，毀煙種糧。川陝省委也專門下達指示，號召「多種糧、多種蔬菜、多喂牲畜」，經過一年努力，到1934年，全蘇區的糧食生產有了明顯的發展，部隊糧食供應困難的局面得到緩解。
紅軍入川後，食鹽曾一度是一個嚴重問題。儀南戰役後，紅軍佔領了部分鹽場，有的鹽場主逃跑時，將鹽井破壞。得到消息，鄭義齋立即帶人趕赴鹽場，組織恢複生產，同時動員地方蘇維埃組織運輸隊，將大量存鹽運往後方，既供軍食，又作向群眾換糧、換布之用。關於鹽，鄭義齋和徐向前之間還有一段故事。
鄭義齋與徐向前是老戰友了，兩人關係很好，有一次，鄭義齋在徐向前處商量工作，到了飯點，徐向前留鄭義齋吃飯。兩盤青菜，一碗米飯，幾個蒸土豆。鄭義齋吃了一口菜，淡而無味。他心裡「咯噔」一下。蘇區缺鹽，紅軍缺鹽，現在總指揮的盤子里也是淡而無鹽，作為總後勤部長，他覺得自己工作沒做好。三天後，鄭義齋設在敵占區的地下交通站送來了一批鹽。鄭義齋如同見到黃金一樣，捧起這珍貴的鹽反覆掂量。他擬訂了詳細的分配方案，然後專門交代，給他留下一小包，約有半斤。他派警衛員立刻給徐向前送去。過一會兒警衛員回來了，手裡拿著那包鹽，還附有徐向前的一封信，信上寫著：「義齋同志，謝謝你的好意，我這裡已經有了鹵鹽水，鹽巴還是留著你自己用吧。」
看著徐向前的信，鄭義齋心裡一陣難過。想了一會，他再讓警衛員將鹽送到紅四方面軍總醫院。醫院院長周光坦從警衛員那裡知道這包鹽的來歷後，感慨萬千，將這件事告訴了傷員們，傷員們深受感動，一些較輕的傷病員當場就要求出院返回部隊，經檢查，共批准了十六名傷員返回部隊。這件事一下子傳開了，成為川陝蘇區的美談。
奪取政權靠軍隊，建設政權就需要發展經濟，要改善蘇區財政收入和人民群眾生活水平，就必須要開展經濟建設，增強經濟活力。為發展經濟，滿足蘇區軍民日常需要，保證革命戰爭的需要，川陝省蘇維埃成立財經委員會，鄭義齋任主任，財經委下設建設局，領導各地開辦各類工廠。作為
紅四方面軍總經理部部長和蘇區財經委員會主席，鄭義齋對紅四方面軍後勤建設和蘇區經濟發展全面規劃，具體落實。
紅軍入川前，川北經濟凋敝，根本沒有工業，可稱得上工業的只有幾家軍閥、資本家自辦的小型兵工廠，民間的所謂工業只有一點製作小型農具、酒、火紙、土布及榨油等的小作坊。在鄭義齋的籌划下，首先創辦的是各級軍需工廠。
鄭義齋將軍工企業分為方面軍、軍、師三級軍械修理廠、所，軍、師修械所負責修理槍和毛病較小的機關槍、炮，軍、師修械所修不了的，均送方面軍總經理部修械廠修理。軍械修理最缺的是技工，鄭義齋要求部隊每到一地，都要想方設法尋找當地的技術工人，把他們請來安排在軍、師修械所和總經理部軍械修理廠。自從達縣繳獲了劉存厚的軍工廠和造幣廠後，鄭義齋高興得不得了，與總政治部主任張琴秋一起連夜趕往達縣，親自組織機器設備和原材料的搬運。機器是要人來操縱的，有了機器，更重要的是要操縱機器的技師，機器可以搬走，要搬動技師就需要做耐心的工作了。鄭義齋同達縣黨組織一起，向兵工廠的工人、技術人員宣傳黨和紅軍的政策，動員他們參加革命隊伍，為紅軍製造槍彈。最終，連廠長何陽洲在內的幾乎全部原來的軍工人員都進入了根據地，壯大了蘇區軍事工業隊伍。在鄭義齋的親自領導下，紅軍很快在通江苦草壩、得漢城，蒼溪縣文昌場等地建立了紅軍軍工廠、修械廠、紡織廠、被服廠、子彈廠、炸彈廠、造幣廠、火藥廠、斗笠廠、造船廠等，蘇區的軍事工業迅速發展起來了。
1933年1月，總經理部將鄂豫皖根據地遷過來的軍工廠，設於通江城附近的苟家灣，工廠有工人一百餘人，主要修配槍械、裝配彈藥，成為根據地軍工生產的基礎。宣達戰役繳獲軍閥劉存厚大量機器設備和原材料後，紅四方面軍軍工廠擴大到一千餘人，各種機床一百三十八台，廠房分布於苟家灣南北長四里、東西寬三里的十餘座民房內。1934年3月反「六路圍攻」收緊陣地，苟家灣兵工廠遷苦草壩鑼坪，建成紅軍鑼坪軍工廠。廠房佔地面積二十四萬平方米，共有房屋八十間。工廠由原劉存厚軍工廠廠長何陽洲任廠長，負責技術指導。全廠分設兵器製造廠、子彈廠、炸彈廠、製藥廠及一槍房、二槍房、三槍房等生產部門。自反「六路圍攻」到撤離川陝蘇區的一年多時間，該廠克服種種困難，共翻造子彈、製造手榴彈一百多萬發（枚），修理機槍兩百餘挺、迫擊炮兩百餘門，有力地支援了前線作戰。此外，還有各類中小型的兵器製造廠如長赤禹王宮兵器廠、巴中（清江）綜合工廠、紅四方面軍總經理部軍械修理廠、紅九軍隨軍兵工修配廠、江口紅軍斗篷廠、軍械修理所、南江縣造槍廠、石廟子兵器廠、正直兵器廠、陳家灣兵器廠、文昌宮鐵工廠、粉市梁鐵工廠和樂台寺鐵工廠。就是在這些不起眼的多的上百人、少的只有十幾人的各家小工廠，工人師傅們揮汗如雨，日夜不停，為紅軍戰士打造了令敵人聞風喪膽的大刀、長矛，基本保證了紅軍部分槍支彈藥和全部冷兵器的供應。
除吃飯、兵器外，穿衣是部隊面臨的第三大問題。入川之初，部隊千里轉戰，一路又無補充，軍裝破爛不堪，入川時又是隆冬，數萬部隊的軍裝成為一大問題。鄭義齋認為，僅靠總經理部一家被裝廠，生產、運輸都成問題，他將方面軍被服廠拆分到各軍、師經理處，成立被服分廠，按照相同的規格組織生產，各軍、師共同參與軍用被服的生產，也減少長途運輸的困難。進入川陝後，紅軍隊伍迅速擴大，服裝供應問題再次尖銳起來，很多軍、師長找到鄭義齋：擴大紅軍要有軍裝，沒有軍裝，人家不願意來。你給我多少套軍裝，我就能擴大多少紅軍。徐向前、陳昌浩也專門過問軍用被服供應問題。鄭義齋幾管齊下，他將總經理部被服廠拆分成三個工廠，統一籌劃，分工製作冬夏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