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團結無產階級革命群眾，並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以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的武裝，建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和各級人民革命政權。紅四方面軍在鄂豫皖就是這樣做的，到了川陝，紅四方面軍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建立地方黨組織和基層革命政權。
在鄂豫皖蘇區，最高領導機關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1932年11月19日，在西征途中，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召開會議，根據紅四方面軍已經離開鄂豫皖和正在向西挺進的現實，決定將鄂豫皖革命軍事委員會改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以下簡稱「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或「西北軍委」），張國燾任主席，徐向前、陳昌浩任副主席，曾中生任參謀長。進入四川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是川陝蘇區的最高領導機關。從此，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全面領導了川陝根據地和紅四方面軍的建設與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曾經先後有三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除了成立於1932年11月19日，以張國燾為主席，徐向前、陳昌浩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外，還有成立於1935年2月5日，以劉志丹為主席、謝子長（後為高崗）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以及成立於1935年11月3日，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先後出現三個同名的領導機構，這是中國革命鬥爭特殊時期的產物。
川陝一帶山大林密，既有高山也有小塊的丘陵地帶，農耕條件並不算很差，山裡也有大量的飛禽走獸，和平條件下，這裡也稱得上物阜年豐。但由於反覆的軍閥混戰，拉丁派款，戰火蹂躪，苛捐雜稅，外帶地主惡霸、土匪、強盜燒殺搶掠，這裡的人民處於極端貧困、極端痛苦的悲慘境地。老百姓整年過著「半年糠菜半年糧」的日子，年成好時，打的穀子除繳租外，尚能吃三四個月，其餘的時間只有靠野菜度日，油鹽則是想都不敢想的。如果遇到荒年，百姓只有以蕨根、葛藤、樹皮、野草維持生計，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人吃人的慘劇。「三月雜糧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就是當地貧苦百姓的生活寫照。由於貧窮，當地百姓多數衣不蔽體，一件棉衣、一床棉被往往幾輩相傳，十幾歲的大姑娘因為沒有衣服褲子穿而整日躲在床上。天冷了，沒有被子蓋，就鑽進包穀殼堆里睡，俗稱「沖殼子」。在這種赤貧地區鬧革命，首先就要解決他們的生計問題，土地是生計之本，要動員人民起來跟紅軍走，就要解決土地問題。
由於軍閥土豪劣紳的殘酷壓榨，四川人民的反抗鬥爭此起彼伏，從未停止。在中共陝西省委和四川省委的領導下，陝南、川北地區的黨組織就已經走上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王維舟、李家俊領導農民和鐵礦工人武裝起義，並在此基礎上成立了川東遊擊軍。曠繼勛領導了大石橋起義，南部升鍾寺農民起義，萬縣、達州、梁山、開江一帶的農民在當地黨組織的領導下，紛紛開展抗捐、抗租、抗稅、「吃大戶」，反抗地主豪紳的鬥爭，這些鬥爭雖大都遭到了反動軍閥的殘酷鎮壓，但也培養了一批革命的骨幹，建立了群眾基礎。四川的農民運動有如乾柴，就等待革命運動的烈火。
正是因為如此，紅軍的到來便立即得到了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全力配合，四川的窮苦百姓成為紅軍的天然同盟者。就連國民黨的報刊在總結這段歷史時也說：「緣通巴地萬山重疊，道路崎嶇，關隘險阻，從非用武之地。赤匪遠來，不諳地勢，苟非當地人民痛恨縣長平素之剝削無度，迫而走險，引狼入室，否則該匪夷數千疲憊之兵，何敢深入險地？即使入之，若縣長得人心，官民合作，堅壁清野，以逸待勞，該匪隨狡悍異常，然主客勢殊，又何至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
紅四方面軍進入川陝的目的就是要在敵人統治薄弱的地區建立鞏固的根據地，解民於倒懸，紅軍的戰略口號是「赤化全川」。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建立根據地，深入地發動群眾參加紅軍。在中共中央的明確要求下，當時各級黨組織建立的革命根據地都統一稱呼為「蘇維埃」。
「蘇維埃」是俄文совет（soviet）的音譯，意思是「代表會議」。1905年俄國革命時由罷工工人組織起來的代表會議，簡稱「蘇維埃」。十月革命以後，蘇維埃成為俄國新型的政權的標誌，城市和鄉村的最基本生產單位都有蘇維埃，蘇維埃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不僅可以立法，還可以直接派生行政機構。蘇聯國時的全稱即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蘇維埃也是蘇聯議會的名稱，蘇聯最高蘇維埃由聯盟院和民族院組成，聯盟院按選區選舉產生，民族院按加盟共和國等選舉產生，行使蘇聯的立法權。
中國革命深受俄國革命的影響，「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中國共產黨人積極向俄國共產黨學習，以蘇聯為師，不光從共產黨的組織制度上，連稱呼上也學。中國共產黨在上世紀30年代建立的革命根據地政權普遍都稱為「蘇維埃政府」，所以，當時革命根據地也簡稱「蘇區」。但是，對於當時的中國農村而言，由於文化習俗的差異，「蘇維埃」的意思實在難以理解，很多農民根本弄不清楚「蘇維埃」是怎麼回事，於是根據自己的理解來作各種解釋。雖然在理解上有困難，但由於共產黨建立的各級蘇維埃政府都是代表廣大勞動群眾的，是全心全意為他們服務的，所以蘇維埃政府很快為他們所接受。
紅四方面軍進川時，原想一步到位，直接成立「四川人民政府」，並以此組織形式來號召和組織人民群眾。但西北軍委的這種設想遭到中共中央來電的嚴厲批評，並明確指出，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權，只能稱為「蘇維埃政府」。根據中央的指令，西北軍委在通江召開的會議上，確定入川後建立的革命政權稱為蘇維埃政府。所以川陝根據地以後也簡稱「川陝蘇區」。
1932年12月17日，紅七十三師二一七團作為紅四方面軍的先遣團，在團長洪美田帶領下，經由天池寺、核桃樹，越冰封雪蓋的大巴山，12月18日上午進佔通江兩河口，在這裡，部隊擊潰守敵一連，通江縣政府和守軍倉皇出逃。二一七團第二營留守兩河口，主力繼續前進。二一七團二營隨即在兩河口建立了四川第一個工農革命政權——兩河口鄉蘇維埃政府。
1932年12月21日，西北軍委經通江縣北面的兩河口、泥溪場進入苦草壩。在這裡，發布了《紅軍入川十大綱領》，號召群眾反對軍閥和地主豪紳剝削，建立工農民主政府，並決定，建立川陝根據地。12月24日，紅四方面軍解放通江。
入川之初，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重要的軍政機關幾乎全都放在這裡。
紅四方面軍入川五天後，12月29日，西北軍委立即組織成立了川陝省臨時革命委員會，曠繼勛任主席。川陝臨時革命委員會的中心工作就是宣傳、動員和組織群眾起來參加革命，打土豪、分田地。隨著紅軍橫掃通、南、巴，建立各級政權成為西北軍委的緊迫任務。建立政權，首先要建立黨組織。
1933年2月7日，中國共產黨川陝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通江縣城召開。到會的地方及軍隊代表五百餘人，會議歷時一周。大會選舉袁克服、曾中生、吳永康、鄭義齋、傅鍾等三十七人組成中國共產黨川陝省委員會，袁克服任書記，組織部長余洪遠，宣傳部長劉瑞龍，婦女部長姚明善，秘書長吳永康。
袁克服，湖北省黃安人，1927年參加黃麻起義，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黃安縣委委員，總工會主席、縣軍事指揮部指揮長。1931年紅四方面軍成立時，任紅四軍十二師三十四團政委。曾當選為鄂豫皖省委委員，共青團鄂豫皖省委書記，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團委書記。新中國成立後，1955年，袁克服被授予少將軍銜。
余洪遠，陝西西鄉人。1932年參加紅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紅四方面軍第十師政治部宣傳員，中共巴中縣委書記，川陝省委組織部部長，川陝省保衛局局長，省政府副主席。新中國成立後，1955年，余洪遠被授予少將軍銜。
劉瑞龍，江蘇南通人。1927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3月到川陝革命根據地，曾任陝南紅二十九軍政治部主任，後任中共川陝省委宣傳部部長，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政務院農業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中共中央華東局農業辦公室主任等職。
第一屆川陝省黨代會的中心議題是創建川陝邊根據地。大會通過了《目前的政治形勢與中國共產黨川陝省黨的任務》《發展黨的組織與擴大紅軍》，作出立即召開「川陝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等重要決定。大會決定充分發動群眾，在黨的領導下，廣泛開展分配土地的鬥爭，徹底打垮封建統治勢力。大會號召川陝人民立即掀起參軍熱潮，擴大紅軍，壯大武裝力量，積極準備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