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漆黑一團，像潑了墨汁。
彷彿是受了冥夜的感染，大地靜寂無聲，除城郊不時傳來槍炮聲外，城廓如同死一般地沉默。
在濕軟的江岸上走了幾步，戴九峰又站住了，轉回身，面朝上南門巨大的城牆的黑影。
「戴縣長，戴縣長，快走吧！」有人在前方輕輕地喚他。
他沒有回答，彎下腿，「撲通」一聲，跪在了地上。
同行的警察局何局長、吳隊長上前來攙他起來，焦急地說：「縣座，走晚了，怕敵人又要發動進攻呀！」
戴九峰嘴裡絮絮叨叨，說些只有他自己才聽得懂的話，伸出手，在地上捧了一大包土放進袋中，才跟著何局長他們向江邊的船隻走去。
人們只知道縣長是縣太爺，而不知道縣長是父母官，縣長和自己的縣城告別，就如同和自己的親人告別一樣，惜惜相依，不忍離去。
戴九峰走進師部指揮所，看見屋子裡的幾位長官，都是熟人，並不生疏，就分別點了頭。余程萬師長起身和他握手，讓他在小床邊上的唯一一張小方凳上坐，道：「戴縣長呀，多承你帶著警察幫忙，救熄了火。不過我勸縣長離開縣城這一層，到現在還未蒙採納，現在卻是不能再延遲了呀。」
「就是呢。」在座的其他幾位也隨聲附和。
「我並不是怎樣一個了不起的人，」戴縣長激動地說，「我只是受到師長和諸位長官的感動，我也是守土有責的人，師長穩如泰山地守住這城池，我做縣長的走開，似乎不應當。」
余程萬笑著搖搖頭。「我是個捍衛國家的軍人，我會反對你守土嗎？」他從容地講解道，「時代變了，武器變了，戰略戰術一齊也要變，政略又何嘗不要變？許多地方在修城，許多地方也在拆城，修城是預備自己固守，拆城就是不讓敵人來佔去利用，在這一點上你可以知道城池的使用，是有時有地還有人的關係的，縣長不一定就非要同縣城共存亡。你是個行政官，炮火連天的圍城裡，你能行什麼政？幫助軍事吧，你又不會戰鬥，你完全沒有必要留在這裡。」說到這裡，余程萬站起來嚴肅地在屋裡簡短地踱步，邊踱邊繼續說：「現在常德的存亡關鍵，不是增加或留下幾百普通人士，甚至上千人士來幫助駐守，而是只有援兵能早日開到，用大量的兵力來反攻才能解圍，可是孫長官數次來電說援軍就在城外不遠的地方，到底在哪呢？」余程萬站住了，眼光彷彿射穿牆壁，投向遙遠的山山水水。他轉過頭來對戴九峰又說：「戴縣長，只要你不離開常德縣境，你也不能算是不守土。這樣吧，你出了城，倒還可以為我送消息給友軍，把友軍引進來，早解常德之圍呢。」
戴縣長沉默了一會，看著余程萬一副的確是期待的神色，便道：「余師長，老實說，我一部分是良心上的主持，教我守在城內，一部分是受著你們長官態度的感動，覺得你們這樣從容坐鎮，我們為什麼就不能？人生百年，也免不了一死，守在城裡有什麼要緊？不過一死而已，況且這樣死是光榮的，所以我決定了不走。現在既然師長這樣說了，我出去也還能有所作為，我可以考慮。」
余程萬笑道：「戴縣長的志向是可嘉的，岳武穆說過，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那是好官。你不怕死，就更不會愛錢了，所以你是我敬佩的好官！只是，不死能為國家為大眾做出一點事情來的話，不死也是好的。這樣，不死也是光榮的，大不了是減少一點光榮的含量，決不會站到可恥的那面去。因為我是勸你去迎接援軍，不是叫你逃走，所以你就不妨犧牲一點光榮，來幫助我挽救這座城池吧？」余程萬不想再費時間來討論了，就直接下令道：「走吧，沒有讓你考慮的時間了。」這時，又有幾個軍官走進來，站在旁邊，等候向余師長彙報戰況。
戴九峰站起來，點了個頭道：「好，我接受師長這個命令！我帶了全城警察，由西路衝出外圍，若是遇到援軍，我一定把城裡情形告訴他們。師長的時間是寶貴的，我不耽誤師長的時間了。」
余程萬也站起來問道：「你決定走了嗎？」
「我決定走了！」戴九峰像表示決心似的回答。
余程萬便伸出手來，緊緊的和他握著，點頭道：「那很好，假如你把援軍迎接來了，最大的光榮，還是屬於你的。你可由大西門出去，我打電話通知那方面的部隊掩護你和何局長帶的警察。」他的口裡說著話，兩雙手不放鬆地緊緊握著搖撼，直到把話說完，兩雙手才分開。
戴縣長又深深地鞠了一躬，才轉身出去，不知是出於悲壯還是出於感情的留戀，他的眼裡早已飽含了淚水，若不是因為懾於師指揮所里的威嚴肅穆氣氛，他的眼淚就會泉涌似的滾落下來。處在戰爭環境中的生死線上，人的感情上似乎再沒有必要設封鎖線，像隨時迸發的鮮血那麼容易流露。
渡船緩緩向江南岸駛去，由於擔心划水攪起的聲音會驚動對岸的敵人哨兵，所以縣警察局的何局長特別囑咐各條船都不準使用槳櫓，船隻僅是憑藉西北風的風勢，向前面溪流漂去。
隨戴縣長突圍的共有300餘人，除警員外，還有縣政府的部分行政人員，以及一些領有任務而當時撤退時未來得及完成的公務人員，其中包括國民黨中央社沅陵分社戰地特派員兼記者文傑先生。這位當年新聞界叱吒風雲的知名記者，是主動提出要儘快離開包圍圈的，他倒不是為了保全性命，要是怕死的話，他就不會在大疏散時留下來，他是為了安全地把一大批親自采寫的戰場新聞稿送出去，這些稿子記錄了國軍部隊在常德抗擊敵寇的感人事迹，極有價值，如果毀在城裡的戰火中，那就比犧牲他一條性命損失還大。
50年後，我在常德這座美麗、幽靜，可以說還是屬於比較閉塞的小城裡，見到了文傑先生。我提出一個要求，想看看他年輕時的照片，可是他說全在解放後的歷次「運動」里抄光了。一張都沒有嗎？我問。確實一張都沒有了。文傑先生不無遺憾地說。因為沒有照片，所以我無法想像和形容他當年的那份洒脫和英俊。眼前的他，實在看不出他曾經是個「無冕皇帝」，是個文化人。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平和、和藹的普通市民，一個辛勞了一輩子的工匠之類的人物。
極其可悲的是，文傑先生用生命保護的那批稿子，他認為不僅極富價值，甚至將會流芳百世的那一頁頁稿紙所含藏的情節和故事，不僅沒有滿足他的願望，相反在肅反時卻牽連著他差點丟了性命。我問他還能不能記得一些稿子的內容，哪怕是一點余程萬的音容笑貌和言談舉止也好，哪怕是守城戰的一段殘片和一些朦朧印象也好，可老人沉默了許久，看得出他在搜尋記憶，已到達了一種痛苦的程度，最後還是搖了搖頭。我見過有些人在皮膚上刺了字，後來迫於種種原因，又用刀颳去的場面，我想文傑先生肯定是用刀颳去了心上的那些永恆的記憶。
雖然文傑先生在有生之年再也無法清楚地回憶常德會戰這一歷史事件了，但我卻知道他在該戰中至少親歷的兩件事情。
一件就是跟隨戴九峰突圍，過了江後即遇到了日軍，差點被打死，隻身脫離了火線，跑到沅陵的新聞社述職，大獲嘉獎。
再一件就是傅仲芳奉旨扣住余程萬，將他押往重慶候審，是文傑跑回常德，聯合了戴九峰、常德工商會會長姚吉階、常德地方專員黃維國、地方紳士李子新等知名人士百餘人，由他本人擬稿，草就了上訴請願書，通過常德人、國民黨中央立法委員楊少炯遞到了蔣介石的案前，因而換來了國民黨中央最高層對常德會戰，對余程萬將軍的重新評估。
1949年文傑先生在昆明，有人勸他趕緊跑到台灣去，他說國民黨幾百萬扛槍的軍隊都被共產黨打敗了，我這麼個扛筆的記者跑到台灣去還有什麼用？他不去，他回到了老家常德城。但共產黨並不認為扛筆的就比扛槍的戰鬥力差，1953年為了一篇舊報紙上的消息報道，共產黨要砍他的頭，後來為了他保存的大量「敵偽」檔案，也差點要他的命，「文革」中，當了十幾年園藝工人的文傑再次被搬出來投入監牢，索命的紅筆在他的名上畫了圈又勾了去。據說，是有幾個當年與他同事的地下黨保護了他，說文傑還是個比較正直的新聞記者，對共產黨沒有敵意。因而他活下來了，一直活到現在。別的人越活越有豐富的回憶，而他越活大腦里越是蕩然無存。他的肉體是活在人間，而靈魂恐怕早已追尋他心目中的英雄，余程萬將軍而去了。
船到了南岸，孤峰嶺、茅灣一帶，作為此次行動的總指揮戴九峰，頓時全身的神經都緊張起來，因為過了江便隨時隨刻會遇到敵人。他輕聲喚叫大家全都趴下，最好趴在有障礙物的後面。畢竟老百姓不如軍人，就是警察也沒有軍人那樣訓練有素，所以簡單的一套隱蔽動作，就作了幾分鐘才停妥。戴縣長傾耳諦聽，張眼四望，由於夜色太濃，什麼也發現不了，他只好叫幾個警士去探路。沒幾分鐘，探路的警士回來，報告說前面到處都有日軍篝火的殘光閃爍。
情況很危急，如果天一亮，他們就將全暴露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