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聲在毛灣村外的山崗上像炒蠶豆似的「噼里叭啦」響了一天一宿，除了關注這激烈的槍聲以外，隱匿在村裡的老百姓緊張得似乎把什麼都忘記了。天漸漸地亮了，東方露出一絲絲的白光，突然槍聲停止了。隨著這槍聲的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死一般的靜寂。在心理上，打槍對老百姓的威脅，遠不如田野靜悄無息對他們的威脅大。因為戰鬥一結束，日本兵就要吃，要喝，要睡，要發泄，所以他們就要進村莊。入侵者進村莊，便無惡不作。
陰風挾裹殘雲，在低空中嗚咽而過，失去巢穴的零鳥，在搖晃中的樹枝、蘆草間竄飛。短暫的沉默，預示著死神的步步進逼。孤立無援、躲藏在草垛、房後、牲口棚等一些地方的村民，瞪著驚恐萬狀的眼睛，注視著每一個能夠入村來的方向，他們憑感覺，知道血管里流動著異族血液的日本人，就在附近。
一個姓袁的少女，換上哥哥的藍布衫，躲在自家後院的秫秸堆里。藍布衫裹著的肉體，剛剛發育，散發著青春的誘人氣息。她才脫離童稚的年齡，捉迷藏、扮鬼神對她來說都是並不遙遠的事情，所不同的是，她此刻清楚地知道，遊戲的恐怖只不過是逗起一種輕鬆的樂趣，而眼下的恐怖卻不能跟隨一場惡夢的清醒而煙消雲散。真實的鬼魔即將闖進她的視線，刺透她的靈魂，使她永遠無法擺脫，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念頭，緊緊壓迫著少女稚嫩的心房，讓她呼吸急促，渾身顫抖。
「叭勾——」一聲清脆的槍響，劃破了毛灣沉悶、窒息的空氣，槍聲未落，從四面八方衝來的日軍士兵彷彿是從地穴里冒出來似的，潮水般地湧進了村莊。他們端著上了刺刀的長槍，大聲吶喊著，咒罵著，獰笑著，撲向一家家的門戶。
由於神經長時間的過度緊張，加之目睹日軍進村、餓狼撲食般的兇殘場面突發刺激，少女終於無法自控，像受驚的馬駒般從秫秸垛里狂奔了出來，邊跑邊發瘋般地哭叫。在少女的帶動下，有一些精神崩潰的村民也不由自主地從各自隱蔽的地方竄了出來，跑到村子口的空場上，像沒頭蒼蠅似的亂轉。當場，就有幾個被日軍士兵的亂槍射死。
一群日本兵像野獸發現了獵物，跑過來合成一團，摟住了少女，並將她迅速摁倒在地。幾雙粗糙、烏黑的利爪搶著伸向少女簡陋的衣衫，瞬間，少女便被剝得一絲不掛，赤身裸體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少女在嗚咽，她驚恐的眼睛瞪著一片蒼白的天空，肥頭大耳的臉龐趴在她身上破碎了這片天空，繼而是瘦條臉、戴眼鏡的臉、方塊的臉……都一個接一個地佔據了這片無辜的天空，骯髒的液體玷污了這片純潔的天空。
日軍士兵殘暴地輪姦了這位中國少女之後，又用刺刀猛戳她的陰部，血染紅了她身下的土地，直至氣絕身亡。
天空在她的眼睛上方定格了。
少女的眼睛就像夏娃的後代亞伯那樣凝視著上帝。
對於戰爭中這樣毫無理性和人性的殺戮，「二戰」後世界上有許多專家和學者就這一問題進行過討論和論述。
美國人亨利·莫爾說：「那個時期，人們對於殺人這樣的事情幾乎陷入了瘋狂的狀態，並且常常使用儘可能殘忍的方式將敵人殺死。實際上，這種變態的心理在戰爭進行中是十分常見的，其潛伏的因素就是對自己可能被敵人殺害的恐懼和異常煩躁地發泄情緒。此時，人的罪惡的本性暴露了出來，然後就像衝破堤岸的洪水，一發不可抑制。
「從表面看，那些殺人實施者充滿邪惡的樂趣折磨、殘害著那些被俘獲的獵物，甚至違反人倫地把他們以各種方式處死；如果仔細分析一下就不難發現，那些瘋狂的殺人者多是遵守倫理的普通人。是社會的法律約束了人類本性的殘殺欲，一旦約束他們的東西消失了，那麼任何一個人都可能變成殺人者，或者被他人殺死，而戰爭正是發泄這種殘殺欲的最好場所。
「每一個戰爭期的士兵都希望多殺人。如果平民在戰爭中站立到敵人的立場上，那麼也會毫無疑問地被他們所殺，這樣，才可能從肉體上永遠消滅敵對勢力。」
莫爾的分析不無道理，從人性角度來看，的確存在一種惡的心理動源，來驅使戰爭中的非常態行為。
但筆者認為，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兇殘，除人性根源之外，還不能排除一種民族之間的仇恨。最起碼在中日戰爭時期，日本大和民族對中華民族是充滿了敵視情緒的。
「箭已離弦，射向殘暴無道的惡魔中國。
「中國領土的保全全仗日本20餘年的努力。對此恩情如何報答？得到的回答卻是：日本從滿蒙滾出去！殺死日本人！搗毀日本鐵路！最後竟敢以暴力殘殺中村大尉，炸壞鐵路。這就是中國的真面目。
「被踐踏，被毆打，被侮辱，終於為自衛而起，這就是日本軍隊此次的行動。此舉若半途而廢，接踵而來的只能是比以前更甚的侮辱。如此自衛手段，有何違反國際法規？」
這是昭和6年9月27日，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略中國東北之後，帝國在鄉軍人會東京府市聯合會發表的《我等之主張》，內中充滿了對中國的藐視和居高臨下的凌辱態度。
甚至，日本的小學生都在強烈地敵視中國：
「中國不遵守與日本簽訂的協定，還欺侮住在奉天一帶的日本人，馬賊攪得日本人不得安寧。聽到滿洲事變爆發，我想現在正是出動全部日本軍隊打敗欺侮日本人的中國軍的時候了。發生了滿洲事變的事，我已經從媽媽和老師那裡知道得很清楚。他們為什麼要殺死沒做壞事的中村大尉？為什麼要破壞鐵路？想到這兒心裡真難受，又憤恨極了。有時夜裡做這樣的夢醒來再睡不著覺。大家準備慰問袋，送到前線去慰問士兵，日本人的這種誠懇的心意表現得明明白白。」(1931年10月16日《滿洲日報》)。
1937年8月5日《東京朝日新聞》發表冀東植棉技術員安田正子控訴中國軍隊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文章——《空前的殘暴，啊，不幸的通州，遇難婦女泣血說明逃出經過》：
「難忘的7月29日凌晨3點，在零星的槍聲中聽見有人敲門，我感到有些奇怪！但認為也許又是有人來要求，……門外，聽見僕人在黑暗中同別人搭話，我正在感到不高興時，突然傳來隔扇和拉窗被踹倒的聲音，十幾個叛兵闖了進來。我和濱口先生的左右茂子抱在一起藏到床底下，這時我丈夫跑進來。危急中我正在暗自慶幸時，一發子彈飛來正中他頭部，他在我眼前流著鮮血倒下了。血把我和茂子的全身都染紅了。我們兩個人在血泊中嚇得快要昏了過去，如果被他們發現就不得了，我們一直躺著裝死。茂子的妹妹奮勇反抗，用手提包打他們，被他們用大刀殘酷地殺死了。……不久，房東跑來告訴我們日本軍隊來了。這時，我們的心情像登上天堂一樣，這才知道我們還活著。」
當時這篇文章，猶如火中噴油，更加刺激了日本國民的感情。
純樸的日本農村少女對於「膺懲暴決的中國軍戰爭」深信不疑，在她的眼裡，中國人全是該殺的惡魔，所以，農村即將投入農忙期的女子們，隨著政府號召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不斷深入，作為國民的一員，滿懷激情地要為國效勞支援前方。由於男人蔘軍，為了在勞動力不足的農村百分之百地利用婦女勞動力，普遍成立了臨時託兒所，以便讓嬰兒離開母親。《信濃每日報》的家庭版上，特設「後方女兵」專欄，登載女子青年團「義務活動」情況：
大町女子青年團，為支前籌集資金，日前舉辦名畫展覽，所得100日元作以後的活動經費。20日訪問了松本衛戍醫院，向傷病士兵贈送了蘋果以示慰問。
北安平村國防婦女會，在國民精神總動員宣傳周的最後一天，製作慰問袋80多個，寄給本村參軍的士兵。
北安神城村國防婦女會、女子青年團、援助軍人會三個團體，18日起為本村軍屬照相，洗出後立即寄往前線。
在日本國內對中國如此好戰的氣氛中，如果說平時殺死一個人是殺人犯的話，那麼在「膺懲」的戰爭中殺死幾十個中國人就會被譽為英雄式的人物；假如到有能力殺死1000個中國人的時候，那麼他將成為統帥大量軍隊的威嚴將軍。
所以說在1943年冬的常德會戰中，每一個日本軍人都儘力發揚他們的「國民精神」，把屠刀砍向所遇見的每一個中國人，無論是軍人還是百姓。
11月16日，日軍佔領了蘇家渡街後的蔡家灣，大肆洗劫，雞犬不留。一個老年婦女逃避不及被強姦致死；兩個年輕婦女被輪姦成疾；碼頭工人蔡運和兩父子均被亂刀砍死；農民蔡惠全的祖父，80多歲老人，被日軍用皮鞭活活抽死；還有蔡昌保的父親，亦被殺死。有個叫尹鶴豐的青年，被拉去挑擔，夜晚逃脫回家，精神失常，每到深夜，夢魘驚呼：「日本佬來了，快……」
毛家大屋的毛立六老人，已七八十歲，日軍強迫他挑80斤的重擔，可憐這老人走路都感吃力，哪能擔此重負？日軍先用皮鞭抽打一頓，再用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