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派專機送章士釗去香港促進國共和談，成為一個向台灣發出的強大和談信號，轟動了香港。
（北京—香港，1973年5—7月）
在那場「文化大革命」中，中國大陸與外部世界的接觸已經少得可憐。世界上人們對於中國關起門來搞「文化大革命」惶惑不解。人們看到的幾乎都是席捲一切的紅色暴力與無所不在的激烈鬥爭。「文化大革命」被當作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被當作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鬥爭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續；所有的國民黨，無論是在大陸的「民革」或是海峽對岸的國民黨反動派，都被當作牛鬼蛇神，屬於掃蕩打倒之列。就是中共內部的幾個領袖人物，也被當作國民黨在中共黨內的代表人物而被打倒。當時，已經很難聽到關於國共兩黨和談或是和平統一祖國的口號了。
那時候，港澳地區對於「文革」動亂的影響特別敏感。在一九七三年五月中旬的一天，一架中國民航的專機從北京飛來，簡直是破天荒似的降落在香港啟德機場。那時候，在香港有台灣的班機通航，而中國民航尚未開航。這架中國民航專機，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架在香港降落的中國大陸飛機。這架中國政府派來的專機搭乘的不是中共要員，而是前國共和談中作為國民黨政府代表的章士釗先生一家人。這件事本身，就成了一個向台灣發出的強大的和談信號，轟動了香港！章士釗雖說是來「探親」，探望他在港的第三夫人殷德貞，但在他到達香港的頭幾天，香港及澳門的中、英文報紙都以極大的篇幅報道了章士釗到港的消息，並且作了種種猜測，絕大部分報刊都評論說章行嚴（章士釗字行嚴）此行必帶有同台灣和談使命。
章士釗先生已達九十二歲高齡，他是在專門的醫生護士及親屬陪同下，乘著輪椅被人抬下飛機舷梯的。中國古話說「九十不出門」，章老先生絕非權為探視小夫人而來，報界的猜度並沒有錯，他是肩負著促進國共和談的使命而來的。
章士釗先生是中國近代、現代史上一位有影響的政治活動家和學者。他活了九十二歲，一生經歷極為豐富；他是一個跨越了滿清、民國與新中國三個時代的歷史人物，在思想、政治上走過曲折複雜的道路。他在武昌求學時，與黃興同住一室，成為莫逆之交。他在南京的學堂里成為反清學潮的「魁首」。他加入過蔡元培、章太炎的愛國學社，與鄒容是同窗好友。他還策划過刺殺路經上海的廣西巡撫王之春的暗殺行動，並為此坐過大牢。他曾經編譯日本人宮崎寅藏所著介紹孫中山革命事迹的書《三十三年之夢》。在編譯這書時，因一時筆誤，將孫先生的真名「孫文」與假名「中山樵」的兩個字連綴成文，寫做「孫中山」。後來該書出版，這個名字也隨著傳開，久而久之，竟成了孫先生的正式名字。孫中山的名字是章士釗起的，這真是一則有趣的革命軼事。
章士釗經楊度介紹，在東京結識了孫中山，常在一起共議天下大事，十分投機。同盟會成立時，孫中山以為章士釗必是該會的積極成員，沒料到他竟不願入會。他提倡苦讀救國，一生堅持做無黨派人士。他的結義兄弟章太炎苦勸其入會，他也不為所動。章太炎知道章士釗對同盟會員吳弱男女士甚為傾慕，乃生出一計，請吳弱男出面動員章士釗入會。不料久久沒有結果，吳弱男卻通過此番接觸成了章士釗的情侶，後來他倆在英國結了婚。據說，孫中山後來談及此事時，開玩笑地說：「同盟會與章行嚴的關係，真乃『賠了夫人又折兵』。」
章士釗贊成過資產階級代議制，又宣傳基爾特社會主義。他接近過袁世凱，又參加了反袁、討袁鬥爭。後來他投靠段祺瑞，推行復古倒退政策，但又設法營救過共產黨領袖李大釗。他還曾經出庭為陳獨秀辯護，其數千言辯護詞，使舉座為之震驚，並轟動一時，被上海的大學選為法學系教材。他當過北洋軍閥政府的司法總長、教育總長，也當過新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抗戰期間，他堅持民族氣節，日偽勸誘他加入汪偽政府，遭他嚴詞拒絕。此後，日偽政權對他進行威脅，他乃秘密從上海出走，避難香港，而後來到重慶。他在重慶結識的抗戰夫人殷德貞，就是他的第三夫人，亦是他在九十二歲高齡來香港探視的夫人。
章士釗作為學者在學術上的成就是舉世共知的。他特別是對邏輯學和柳文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一生從事寫作，年既老而不衰，著作極豐，據初步統計，專著二十餘部，論文數百篇，詩詞近五千首，可謂一大家，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據著重要的一席之地。他在北京大學講授邏輯學，曾轟動一時；據參加旁聽的高承元回憶說：「蓋海內自有講學以來，未有之盛也。翌日乃易大教室，可容四五百人，擁擠如故。」
他十三那年，買到湖南永州刻的《柳宗元文集》，從此開始攻讀柳文，前後六七十年。一九五九年九月，他應中國人民大學之邀請，到校主講《柳宗元文選》；這次所編之講義，即為後來《柳文指要》一書的底稿。晚年，他幾乎將自己全部精力投入修改這部《柳文指要》。上下兩部將近一百萬字的書，在也喜歡柳文的毛澤東關心下，終於在一九七一年出版。一九七二年春，尼克松總統訪華時，周恩來總理特別向尼克松介紹了章士釗的《柳文指要》，並贈送一套，作為紀念。
以章士釗如此獨特與豐富的資歷，作為促進國共兩黨和談的代表，是最適合不過的。
章士釗在一九四九年的國共北平和談中，已經當過代表。一九四九年一月，蔣介石在內外交困中被迫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總統。李宗仁上任後想與中共和談，找誰從中斡旋呢？想來想去，覺得章士釗是最佳人選。於是，李宗仁委派邵力子到上海請章士釗出面。當邵力子說明來意後，好管「閑事」的章士釗極力表示贊成，並願為此效力。代表團原定二月八日飛北平，因中共通過新華社廣播宣布，拒絕代表團中美國人的走卒甘介侯赴北平，致使代表團未能成行。消息傳到南京，李宗仁十分緊張，深怕自己上台後與中共的和談之門打不開；於是，李宗仁於二月八日親自趕到上海找章士釗等人，商量解決辦法。最後決定以顏惠慶、章士釗、江庸三人為代表，邵力子以個人資格前往。在徵得北平軍管會同意後，二月十三日他們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的名義飛赴北平。二十二日，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在石家莊接見了他們。毛澤東接見章士釗時，章向毛澤東陳述了李宗仁的願望。其他代表也分別受到接見。和平之門是打開了，他們帶著毛澤東寫給李宗仁的信，於二十四日離開北平。同年四月一日，解放軍渡江前夕，章士釗又作為代表參加了國民黨政府代表團飛抵北平。經過多次談判，雙方代表在北平達成國內和平協議。後來因為國民黨方面拒絕簽字，致使和談破裂。章士釗至此，對國民黨已完全失望，決定不回南京，先去香港。這年五月，他同邵力子聯名寫信給代總統李宗仁。信中說，中共讓步不能算少，而國民黨中兩派不願和平，八項諾言說過又不算數。他和邵力子以親身經歷說明中共對和談是有誠意的。這封信由另一個和談代表劉斐帶到廣州，親手交給李宗仁，促使李宗仁、白崇禧認清人心所向，爭取和平解放廣西。無奈李宗仁受制於握兵權的白崇禧，未能幡然悔悟，接受勸告。這年六月，他還寫信給湖南省主席程潛，勸他起義，和平解放家鄉湖南。
新中國成立後，章士釗繼續做促進國共和談的工作。一九五六年春，中共寫了一封關於國共合作的信，由章士釗帶去香港交有關人員轉蔣介石，促成了蔣介石派宋宜山回大陸參觀訪問與談判接觸。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他又兩次赴香港，拜訪來港、在港故舊，為國共合作做了大量工作，可惜「文化大革命」把它中斷了！
這次章士釗年過九十還不辭辛勞來港，是想在中斷了八年之後，在大陸與台灣之間又將架設起新的和平的橋樑。他女兒章含之女士在談起父親最後的香港之行時，曾說：「到了最終那幾年，父親常常談到他見不到國共和談、祖國統一是他一大遺憾。我感到他一生最後一個願望是台灣的回歸。」
章士釗願做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工作有其得天獨厚的條件。他因為歷史原因，在國民黨中有許多故舊，好些國民黨頭面人物如于右任等是他生前好友；此外，他和毛澤東都是湖南老鄉，他和毛澤東在早年就認識，相互之間有一種極為特殊的關係。
他與毛澤東的友誼可以追溯到二十年代初甚至更早。他和楊開慧的父親楊懷中先生是早年在長沙的至交。經楊懷中介紹，他在一九一九年就認識了毛澤東。一九二零年，毛澤東為籌備中共的成立、湖南的革命運動以及送一部分同志到歐洲勤工儉學，急需一筆數量不小的銀款。毛澤東到上海找到他，當然沒有說成立共產黨要經費，只說是為一批有志青年籌款去歐洲勤工儉學，請章幫忙。他立即答應，運用自己的影響發動社會各界名流捐款。最後共籌得兩萬銀元，悉數交給毛澤東。他當然不曉得這筆銀款幫了共產黨的大忙，一部分供一批同志去了歐洲，另一部分拿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