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北平之行夭折，毛澤東要一邊倒，並考慮渡海作戰解放台灣。
（北平，1949年7月）
一九四九年，對於中華民族來說，是里程碑式的歷史轉折；對於毛澤東或是蔣介石，也是非同尋常的命運轉折。蔣介石從南京政權的總統變成了解放軍追剿的「戰犯」與「蔣匪」，給趕到台灣島上去了。毛澤東從被國民黨稱為西北荒原上的「匪酋」，堂堂皇皇地進入了明清皇帝定居的北平紫禁城。
毛澤東是穿著打補丁的棉布衣進城的，很清醒，能自律，喜歡郭沫若寫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書，該書講的是李自成攻入北京後如何驕傲又如何失敗的。他號召全黨都看這本書。那時，周恩來、葉劍英請他住進中南海或紫禁城。他不願搬進去，他忌諱封建皇帝住過的地方。後來問題提到了政治局討論，他終於以少數服從多數的意見搬進了中南海豐澤園的菊香書屋。
這一年七月，真可以說是難忘的一九四九的最關鍵的一個月。毛澤東是在這個月，從進北平後暫住的香山雙清別墅，搬進中南海里去的。影響新中國命運的好幾件大事，也是在這個時期最後決定的。新中國建國初期的外交政策，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最後明確為「一邊倒」三個字的。
還在這一年二月上旬，即將進京城的毛澤東曾在華北平原那個叫西柏坡的小村子裡，對斯大林派來的米高揚，用形象的語言描繪了新中國的外交政策。當時擔任翻譯的師哲，曾作了真實的記錄——
毛主席說：我們這個國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個家庭來講，它的屋內太髒了，柴草、垃圾、塵土、跳蚤、臭蟲、虱子什麼都有。解放後，我們必須認真清理我們的屋子，從內到外，從各個角落以至門窗縫裡，把那些髒東西統統打掃一番，好好加以整頓。等屋內打掃清潔、乾淨，有了秩序，陳設好了，再請客人進來。我們的真正朋友可以早點進屋子來，也可以幫助我們做點清理工作，但別的客人得等一等，暫時還不能讓他們進門。
我想，打掃乾淨，陳設好了，再請客人進門，這，也是一種禮貌，不好么？！
我們的屋裡本來就夠髒的，因為帝國主義分子的鐵蹄踐踏過。而某些不客氣、不講禮貌的客人再有意地帶些髒東西進來，那就不好辦了。因為他們會說：「你們的屋子裡本來就是髒的嘛，還抗議什麼？！」這樣我們就無話可說啦。我想，朋友們走進我們的門，建立友好關係，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如果他們又肯伸手援助我們，那豈不更好么！關於這方面的問題，目前只能講到這裡。
在毛澤東對米高揚的談話中，已經有了「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和「另起爐灶」兩層意思，「一邊倒」的問題尚未明確。
一個月以後，毛澤東在西柏坡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作報告時，就進一步指出，不急於解決帝國主義承認的問題，毛澤東說，帝國主義一直抱著敵視中國的態度，他們決不會很快改變立場。只要他們頑固一天，就一天不給他們合法地位。毛澤東還說，舊中國長期為帝國主義控制，應該清除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勢力和影響以後，再與帝國主義建交，這樣對防止孫悟空鑽進鐵扇公主肚子里搗亂有好處。
在毛澤東不急子要帝國主義承認時，歷史橫生出一支頗有意思的插曲來。作為美國在華的代表人物、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卻主動要求與中共接觸。
四月二十三日午夜，解放軍攻下南京古城。二十四日天亮以後，南京市民擁上街頭歡迎解放軍進城。在市民迎接的車隊里，有一輛由司徒雷登派出的吉普車，正在山西路等候。當第三野戰軍八兵團第三十五軍一零三師偵察科長沈鴻毅帶領的入城先頭部隊到達時，司機主動將吉普車開上前去招呼迎接。沈鴻毅不明究竟，在寒喧中匆忙地登上了吉普車。開車的美國人便以熟練的漢語對沈說：「我是美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我們的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請閣下到大使館談一談。」這位偵察科長面對美國人的突然邀請頓時感到緊張。由於他沒有接到與任何外國人聯絡的使命，職業的敏感使他作了個外交詞令般的答覆：「我們不知道有什麼美國大使館，我們只承認你們是居住在南京的僑民。」這個美國司機悻悻地碰了釘子，沒有能完成司徒雷登交付的任務。沈鴻毅指定了一個地點要求停車，然後下車走了。
當時南京城裡，出現了沒有料到的現象，頗使當時南京軍管會的負責人費解：蘇聯是中國共產黨的好朋友，但駐華大使羅申卻追隨國民黨政府南遷廣州了；與共產黨為敵的美國駐華使館卻按司徒雷登大使的指示，繼續留在南京沒有動。英、法等西方國家的使館見美國人不搬走，也留下來以觀其變。
精通英語的燕京大學畢業生黃華很快被周恩來把他從天津調來南京擔任軍管會外事處主任。司徒雷登擔任過多年燕京大學校長，黃華是他的學生。周恩來對黃華說，司徒雷登和許多國家的使節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處工作吧，除負責接管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和處理有關對外事務外，可以同司徒雷登進行私人接觸。
據記載，當年五六月間，黃華與司徒雷登有過三次接觸。倆人見面兩次以後，六月八日，司徒通過其秘書傅涇波向黃華提出，按慣例他作為老校長想去北平參加這年燕京大學畢業典禮，並想與周恩來先生會見一次。黃華乃將司徒雷登的要求向北平作了彙報。北平方面考慮還是通過非官方聯繫較好，於是通過燕京大學校長陸奇韋往南京去信邀司徒雷登訪問燕京大學。（據說每年六月二十四日司徒雷登都要回燕大過生日。）六月二十八日，黃華第三次會見司徒雷登，面告他已獲北平來電，同意他去燕大一行。他希望與北平當局晤面之事亦有可能。在此之前，司徒已經收到了陸奇韋校長的英文信，信中說司徒先生如要求來北平、可望獲得當局同意，並轉達了周恩來感謝司徒雷登的問候。
事後發表的司徒雷登日記，披露了他已經為北平之行作了事先的準備。例如，他已經通知了在北平的友人他可能最近前往。
後來，事情發生了變化。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未能實現。八月二日，他離南京飛回美國去了。
這件往事，近些年來頗引起人們的興趣。若干研究中美關係的學者提出，倘若司徒雷登真能成行，中美當代關係史可能重寫，兩國之間於一九四九年後的交惡或可避免；因此，可徒大使那次未能會北平，造成美國另一次「在中國失掉機會」來建立兩者關係，但是，也有一些學者認為，鑒於一九四九年國際環境中兩大陣營的對壘，以及無論美國與中國都受到國內政治的束縛，縱然司徒大使能夠到北平會見中共領導人，也不會獲得實質性的結果。
因此，「在中國失掉機會」之說乃無根據的臆測。
司徒雷登當時北平之行為什麼沒有成行。據後來解密的美國檔案披露，在黃華六月二十八日通知以後兩天，司徒報告美國國務院，報告他擬進行的北平之行，並分析了此行的利與弊。利的方面，可以藉會晤中共負責人獲得有關中共意向的最權威消息，及有可能影響中共不要傾向蘇聯。司徒指出的有弊害的後果，是會使國務院在國內批評中處境尷尬，美國的西方盟國對此率先破壞反共聯合陣線的做法不滿；還考慮到此行可能提高中共與毛澤東在中國及國際間的聲望。為了抵消這些後果，司徒提及也作一次相似的廣州之行；但是，他擔心這種雙重努力看起來可能像是干涉中國內政，而會激怒中共。司徒請求美國務院早日給予指示。司徒的報告使美國國務院中主管遠東事務的官員們意見衝突，有的贊成，有的反對，只好將矛盾上交。據國務卿艾奇遜的說法，將這個問題呈交「最高當局」，而最高當局決定不讓司徒成行，主要由於怕招致國內的不良反應。七月一日，國務院當即將此決定電告司徒大使。
司徒雷登在給國務院的報告中，稱他要進行的北平之行「將富創新性，大膽顯示美國對中國變換中的政治趨勢，懷抱無偏見的態度，可能對將來中美關係具有利效果。」他是想對即將誕生的新中國施加影響，促使中國與蘇聯分手，至少在蘇美之間能像南斯拉夫一樣中立。用黃華的話來說，他這是「一廂情願」。
就在黃華通知他可以去北平的六月二十人日以前，有史料表明，毛澤東對於新中國外交「一邊倒」的政策，已經形成。還在這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全部遷到北平，並進駐香山之後沒幾天，蘇聯鐵道部副部長、中長鐵路蘇方負責人柯瓦廖夫奉斯大林之命，從東北來到北平，也搬進香山住。當時，柯瓦廖夫是在北平的蘇聯人中職務最高的政府官員。蘇聯駐華大使羅申已隨國民黨政府遷到廣州去了，只在北平留下了領事齊赫文。當時還有一個蘇軍情報組在北平。柯瓦廖夫就是使用蘇軍情報組的電台向斯大林報告情況。在香山期間，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朱德多次接見柯瓦廖夫。毛澤東與柯瓦廖夫談話的次數最多。隨著解放軍渡江後形勢的迅速發展，五月間，毛澤東決定派劉少奇帶領一個代表團秘密訪蘇，去見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