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1961年6月，北京—香港）
4月末的香港，白日的天氣已經接近夏天而炎熱起來了，晚上因四周有海洋調節卻顯得很涼快。4月24日的深夜，天黑漆漆的，碼頭已經很冷清，海面吹來的風還帶有些許寒意。在夜色中，有兩個人悄悄地走上泊岸的一艘船。這兩個人，一個身材高挑頎長，另一個個子中等壯實。從動作上看，那中等個的漢子是領路，將高個子領上船後，船就緩緩開動，駛離了碼頭，消失在海面的夜幕里。
這艘船在海上夜行，於第二天即4月25日清早，歷盡風浪後，乘著早漲的潮水，在深圳灣泊岸，進入大陸，岸邊早有人接著將這個身材高挑的中年人領上車，向北疾馳而去。
顯然，這位高個子中年人沒有在港英當局辦理任何出入大陸過境應有的手續，在大陸中共方面也沒有辦理手續，而是按嚴密的計畫有人護送迎候。這種越過邊境的辦法，表面上可以套用那兩個人們慣用而有欠文雅的字眼——「偷渡」。其實，這卻既不是為走私，亦不是為避難，而是為了避免讓輿論界知道的一次特殊行動。該行動是在北京最高當局直接掌握下進行的。它帶有一種神秘的色彩。
這個過境的高個子中年人，就是李宗仁赴美後安排在香港居住的程思遠先生。
在李宗仁在美國提出《對台灣問題的具體建議》而引起各方強烈反應之後，有一天，有一位朋友在香港去看望寓居其地的程思遠先生，目的在於了解李宗仁的思想轉變過程及李在準備那份《建議》中程所起的作用。又一次，在談話中，這位熟人突然問程思遠：「如果你被邀請到北京去談談，是否還需要請示德公？」
當時程思遠已在香港居住了六個年頭了，他曾經參與過的「第三勢力」運動銷聲匿跡了，又意識到，從長遠看，去台灣也沒有什麼前途的；而新中國欣欣向榮、百廢俱興的新風貌經常傳至香港，令人嚮往。他想，作為一個中國人，不能永遠漂泊異鄉，總有一天要回到生身祖國懷抱的。
他是廣西賓陽縣一個農民的兒子，讀了幾年私塾後就在家種地。1926年，他在家鄉的街頭髮現了一張告示。告示上寫著李宗仁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七軍獨立團要通過考試招兵。他的字寫得不錯，也學過一些公文程式，當時就考上了個上士文書，馬上就發軍裝，說是即刻出發。那時他才18歲，連老母親告別的眼淚都沒見著，就趴在桌子上給家裡寫了一封信，跟北伐軍出發了，他從此在軍中闖蕩。四年之後，他22歲時，個子長成了，人也英俊了，又寫得一手好字，作得一手漂亮文章，而為李宗仁所賞識選作秘書。1934年，又送他出國到義大利羅馬大學學習政治經濟，抗戰爆發後回國。他此後在政壇上頗為順利，1947年，還成為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他一直作為李宗仁的親信和智囊人物，服務左右。李宗仁飛往美國之後，把他留在香港，實際上是作為李同祖國聯繫的橋樑。
因而，當這位有北方消息的朋友問及他被邀訪北京需不需請示李宗仁時，他流露出有返回祖國的意向，答道：「我看不必吧，來往交換意見需要很長的時間。」
又過了一段時候，他的一位同鄉陪同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金堯如到維多利亞海北部海灣的山村來拜訪，他與家人正在那兒過著悠遊的生活。金堯如告訴他：「我們接到北京長途電話，李濟深先生請你去北京談談。這次北上，第一，絕對保密；第二，來去自由。」並問他有什麼要求？
他說：「沒有什麼要求，但容許我有24小時的考慮時間。」
第二天，也就是1956年4月24日，他和金堯如相約在太子道一家咖啡館見面。他作出了願去北京的答覆。當時約定：第一，不辦回國手續；第二，不帶行李。這天午夜，他就由一位陌生人領路，乘船出發，經過水陸交通和大小城鎮，於次日即4月25日下午到達他已闊別六年的廣州。
4月28日，他回到首都北京。他見到了不少老熟人和老朋友。更使他興奮不已的，他看到中共剛剛接管政權六年，國家確實已經獲得新生，國民黨統治時期那種乞丐滿街、難民遍野的兵荒馬亂、陰沉蕭條的景象，已被人民安居樂業、百業興旺而充滿生機的新氣象所代替。大家在談論今年勝利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畫，又開始實現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他來到北京那幾天，真是捷報頻傳：剛剛報道新中國建設的第一座大型水電站官廳水電站全部投入生產，又傳來消息，治理淮河的骨幹工程梅山水庫攔河大壩勝利建成，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連拱壩。他，作為一個昔日挺有抱負的國民黨人，在新中國的成就面前，不能不佩服共產黨人。
他這次到北京是處於保密狀況之中，一般不在公開的場合出現，只是會見該見的熟人與朋友，還在京參觀遊覽。人們稱他是「神秘的香港客人」。他在京活動，劉仲容先生也參加了接待。
在1949年4月20日國共和談破裂時，作為桂系代表的劉仲容留在了北平。該年5月17日白崇禧放棄武漢撤到長沙時，曾從長沙打電報到北平給劉，要劉回長沙。劉仲容去向周恩來請示。周恩來說：「你還回去幹什麼？很快就要全國勝利，我們還有許多工作需要你來做哩！」後來，周恩來要劉創辦北京外語學校，當校長，後來該校又改為北京外國語學院。那幾年，他還奉周恩來的指示，與在香港的程思遠等通信聯絡。
遺憾的是筆者萌生寫這本書的念頭時，劉仲容先生已於1980年辭世而去。我還是訪問了劉仲容的遺孀張敏華女士。她回憶了當年所見劉仲容先生參加接待「神密的香港客人」的情形——
我記得是1956年春天，我和仲容還住在北京東四禮士衚衕1號的房子里，一天下午我從北京醫院下班回來，見房間里有一位中年客人，從當時五十年代社會人們的穿著比較來看，這位客人不像是來自國內的，那時看他身材修長，西裝革履，衣著考究，配戴眼鏡，目光深邃。這時，仲容就向我介紹，這是他的老朋友程思遠先生，從香港回來觀光。我和程先生寒暄了幾句，就認識了。以後有幾次我回家來就看見程先生在我家寫東西。事後我問仲容，程先生在寫什麼？仲容說：周總理讓他寫些材料，好讓他在香港做些工作。我記得他寫了東西以後，仲容必在晚間去見周總理。
5月7日晚上，張治中約程思遠到家裡吃飯。飯後張先生對他說：「周總理將在明天下午政協舉行的酒會上接見你。總理說，他1938年在武漢曾經見過你。但是，明天我還是要鄭重地向他介紹你。」
程思遠聽了很高興！1938年時，廣西學生軍北上開往五戰區時，路過武漢，白崇禧讓他去請周恩來給駐紮在抱冰堂的學生軍講課。想不到周恩來還記得這件事。
程思遠先生在他的著作《李宗仁先生晚年》一書中，對周恩來在北京接見他有生動的記述。現轉引如下——
次日（5月8日）下午3時許，在全國政協禮堂三樓的酒會上，我正在和張治中先生說話時，周總理健步走進大廳，他顯得比十多年前豐滿得多。張先生正準備向總理介紹我，總理卻笑容滿面地向我伸出手來：「歡迎你回來！」他說，「我們1938年在武漢見過面。」事隔18年，他還記得我，周總理的記憶力確是驚人。
周總理又問我：「今年多大歲數了？」
我說：「47歲了。」
總理說：「身體這樣好哇！」
我說：「很好，我在海外常常游水。」
周總理又問：「你這次來有什麼計畫嗎？」
我回答說：「沒有，我聽候總理指示。」
周總理笑著說：「我希望你到各地多走走，多看看。比如東北，那是我們的工業基地，你可以去看看嘛！多看點地方，回到海外就多些材料講嘛。」
我說：「我這次來得很匆忙，不準備到外地參觀了，下次再去吧。」
周總理笑著點了點頭，當場招呼劉斐、余心清、屈武他們，說：「你們這幾天多花點時間，陪程思遠到附近去看看，大家談談，談談祖國這幾年的情況；過幾天，我們再詳細談談。」
5月12日中午，周恩來在中南海紫光閣設午宴招待程思遠，參加的有李濟深、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竑、劉斐、屈武、余心清、劉仲容、劉仲華和李克農、羅青長等人。
飯前，周恩來同程思遠進行了輕鬆、愉快的談話。周恩來笑著對程思遠說：「今天我同你見面，是建國以來，我們共產黨人第三次同國民黨人接觸。第一次是葉劍英元帥在廣東同前中國銀行總裁張嘉璈（公權）接觸。葉帥你見過的吧？」
程思遠點頭說：「見過。他當八路軍總參謀長時，也是1938年，我們也請他在武漢給廣西學生軍做報告。」
周恩來接著說：「第二次，是我找龍繩武。龍繩武你熟吧？」
程思遠說：「龍雲的兒子。」
周恩來說：「對。他後來還是去了台灣，還在廣播中罵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