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4月，南京—北平）
李宗仁三天兩頭，不是打長途電話來就是打電報來，向住在北平六國飯店的黃啟漢，詢問各種有關和談的消息，表現得十分焦慮。李宗仁委派黃啟漢在北平擔任聯絡任務，設立電台，就是想儘快直接地獲得消息。
黃啟漢是於1949年2月13日隨同上海和平代表團從上海飛來北平的，14日才抵達。到達的當晚，在六國飯店住下後，他即得到葉劍英單獨接見。他向葉劍英轉交了李宗仁寫給毛澤東的信，也轉述了李宗仁的六點意見，然後他將這次組織上海和平代表團的內情亦向葉劍英作了報告。他並說：「葉參謀長，李先生囑我向你要求，允許我在北平設立一個電台作為和他直接通訊之用。他給了我南京傅厚崗代總統官邸的秘密電台呼號，也給我帶來了專編的電報密碼本。」
葉劍英想了想，說：「設立一個電台也好，我們可以通過電台對李先生多做促進、爭取工作。電台的事我讓我們北平軍管會交際處王拓處長為你安排。」
第二天，傅作義來看黃啟漢。黃啟漢也對傅作義談起：「德公要我向中共方面提出，讓我在北平設立電台作為與他通訊聯絡之用。」
傅作義說：「收發電報之事我也可以幫忙。你把電報交給我拍發到綏遠我的總部去，再由綏遠轉去南京。」
黃啟漢想了想，自己既然已經表示站在人民這邊，設電台的事還是服從葉劍英的安排。當天，葉劍英到六國飯店來會見上海和平代表團四個老人時，也單獨面囑他將帶來的電報密碼本及李宗仁的秘密電台呼號，全部交給王拓處長。由王拓轉給李克農。李克農已指定了一個電台及安排了工作人員為他收發和翻譯與李宗仁往來的電報。電台就這麼設立了。
遵照葉劍英的指示，他將北平這邊有利於爭取李宗仁的消息，經常通過電台發給李宗仁。
2月20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北京飯店宴請愛國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和工農兵代表，上海和平代表團亦應邀參加。葉劍英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黃啟漢特意將葉劍英講話中強調的建立和平、民主、統一的新中國的兩種基本方式：天津方式和北平方式，電示李宗仁。天津方式，就是以人民武裝力量粉碎負隅頑抗的反動軍隊，掃除和平民主統一的障礙。北平方式，就是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問題，這可以減少人民的損失，這取決於國民黨要以人民利益為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傅作義將軍能做到的事，別人也應該能做得到。
2月22日，上海和平代表團四位老人乘專機到了石家莊，晉見毛澤東和周恩來。老人們回來後，都表現十分愉快。章士釗對黃啟漢說，他一生中見過許多大人物，他覺得毛主席是他最佩服的一個偉大領袖；又說，此行所得的一個總印象是和平的障礙在南方，不在北方。黃啟漢也及時將情況電告李宗仁。
2月27日，上海和平代表團飛回南京，黃啟漢叫隨團回南京的劉仲華向李宗仁扯了一個謊，說他已經得到傅作義的支持，在北平建了一個電台，以後通訊即由這個電台收發電報。
2月底，李濟深先生和其他民主黨派負責人、愛國民主人士等數十人，從東北解放區來到北平。黃啟漢特地到北京飯店拜望了李濟深。他向李濟深報告了在香港受託帶信到漢口見白崇禧的經過以及李宗仁謀求和談的情況。李濟深十分堅定地對他說：「你告訴德鄰和健生，要他們一切聽毛主席的，就什麼事情都好辦了。」
黃啟漢覺得這句話很簡單，卻「一針見血」，非常重要。當晚他把這話在長途電話中轉告李宗仁。李宗仁聽了沒有什麼表示，只是說請任公（即李濟深）多多從旁幫助。他在北平這邊遺憾地想，德公還在那裡徘徊不定，下不了同美帝國主義、蔣介石決裂的決心，也就不可能聽毛主席的話。
3月6日，陳劭先到六國飯店來看黃啟漢，說有一位愛國人士王葆真先生最近在上海被捕，希望他電請李宗仁設法營救。陳劭先還帶來李濟深的親筆信，請他即電轉李宗仁。他即用急電轉給李宗仁，稱任公望「德鄰兄即飭上海軍警機關迅予釋放。」他並說明各方面對此事件非常重視，如不設法補救，將對和談前途產生嚴重影響。李宗仁接電後，當天晚上用長途電話答覆他，說已派人到上海去調查了解。他對此事原來不抱什麼希望，因為李宗仁曾以代總統名義下令釋放張學良、楊虎城等，但卻無法實現。幾天後，消息傳來，不知道李宗仁通過什麼渠道和手續，使王葆真恢複了自由。
3月19日，周恩來委派齊燕銘到六國飯店看望黃啟漢，告知不日即將宣布定期舉行正式和談，並暗示他可以先給李宗仁打個招呼。黃啟漢即通過長途電話把這消息告訴李宗仁，又鑒於2月間孫科自作主張派彭昭賢、鍾天心二人為和談代表，不受歡迎；他建議李宗仁在確定和談代表人選前，應先徵得中共的同意，以免臨時發生分歧，不好處理。李宗仁同意了，並告訴他，南京方面已內定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黃紹竑、李蒸五人為和談代表，首席代表是張治中。當天，他把代表名單抄送齊燕銘轉報中共中央，沒有異議；後來，國民黨南京政府才在何應欽主持的行政院政務會議上正式通過。
後來，李宗仁又打來電話，說擬增加劉裴為和談代表，要黃啟漢徵詢中共方面意見。他當即請示葉劍英，很快就得到答覆，說沒有意見。
4月1日下午，張治中率領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到達北平，也住在六國飯店。張治中在見到黃啟漢時，突然問道：「德公說你在這裡設立了一個電台，所有同南京來往的電報，都是經過這電台收發的，是嗎？」
這個劈頭而來的問題把他難住了，他事前又沒有思想準備，又不好不說，只好硬著頭皮說：「是的，德公讓我在這兒設有一個電台，代表團要和南京通電報，就交由這個電台發好了。」
張治中進一步又問：「電台設在什麼地方？」
他很擔心張治中立即要察看，就含糊地應付說：「就在東單附近，離此不遠。」
張治中沒有再往下追問。黃啟漢和張治中分手後即將情況向徐冰作了反映。
晚上半夜過後，約凌晨2時許，有兩位中共的同志到黃啟漢的房間來將他從夢中叫醒。他倆說，周恩來副主席知道了張治中追問電台的事，特地派他們兩人來商量如何處理這個問題。他們已經準備了電台備查。商量過後，送走這兩個人，他好久也難以再入夢；對於周恩來這樣無微不至地關懷和細緻周到地考慮問題，使他非常感動。
金山這個人怎麼啦？這條金老虎到底要幹什麼？這個著名演員放著現成的戲和電影不演，他究竟作何打算？
上海文藝界的熟人們，在3月下旬聽到國民黨行政院宣布金山為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的顧問時，產生了種種議論。
當時，金山和夫人張瑞芳剛剛到上海。他們在北方拍攝的故事片《松花江上》正趕上在全國放映，受到觀眾熱烈歡迎，也得到評論界高度評價。金山是在一片讚揚聲中回到離別已久的上海的。
到了上海，金山卻沒有迴文藝界。他和張瑞芳在陝西路、南京路之間的華業大廈領到一套漂亮的住宅。他出門有小汽車；他西裝革履，氣派不小，經常出入於國民黨高級官員、富商巨賈、青幫頭子、文化商人家裡。而且他行動詭秘，忽而在上海，忽而在香港，忽而又去了北平。人們議論紛紛。
有一天，在上海文化界的聚會上，談起金山，眾多熟人都不解，覺得他身上籠罩著一種神秘感。有人問在座的曹禺、陳白塵：「金山到底是什麼人？是左派偏右？還是右派偏左？」
曹禺搖搖頭，說：「不清楚。」
陳白塵笑笑，說：「不偏不倚吧。」
其實，這位叫熟人、朋友側目而視的金山，是中共秘密黨員，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已經接受了又一項特殊使命，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在國民黨的和談代表團中工作。
金山已經是第二次接受這種特殊使命了。
第一次是抗戰剛勝利的1946年秋天，在重慶。組織上考慮到金山的中共黨員身份還沒有暴露，又是知名藝術家，姐夫潘公弼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派往東北的特派員，三哥徐班斧也是國民黨要員，將回上海高就，金山在重慶曾因工作需要拜作青幫頭子杜月笙的關山門徒弟……因而，組織上想利用他在國民黨的社會關係，而讓他去東北作為國民黨接收大員去接收日本人建的東北「滿映」。為此，周恩來專門找他到曾家岩周公館去談話，董必武及徐冰也在座。
周恩來說：「國民黨正以海陸空三路運兵進東北；同時準備派出一個龐大的接管隊伍，從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控制東北。在長春的滿洲映畫株式會社，是日本人經營多年的影片生產基地，設備和規模是亞洲最大最好的。我們正設法讓你去接收，而不讓國民黨利用它來拍攝反共反人民的影片。
原來組織上已同意他去美國學習，這一改變，引起他思緒萬端。但他是1932年入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