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1944年春，桂林）
李濟深拿報紙的手都在打顫。那是林秘書為他剪輯出來的有關所謂皖南新四軍「叛變」的中央社消息和報道。有桂林出版的廣西日報和掃蕩報等，還有重慶的中央日報，都在頭版頭條刊載這類新聞。救亡日報開了「天窗」，拒登中央社的消息，以示抗議。血，直往他腦門上沖。這個謠言，也造得太蹩腳、太無恥了！新四軍怎麼會叛變？！葉挺軍長怎麼會叛變？！他太了解葉挺了。北伐的時候，他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兼第四軍軍長，葉挺就是他的部下，在第四軍擔任獨立團團長。葉挺打仗勇猛，賀勝橋與汀泗橋戰役打出了威風，獲得了鐵軍的稱號。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他素以儒將著稱，此時也制不了怒。端上來的早點他碰都沒有碰。他沉默了良久，才嘆了一句：
「中國就會要斷送在他們手裡！」
林秘書進屋來，提醒他：「主任，早點要涼了。」
他卻囑咐秘書：「你隨時為我整理這方面的材料。有希夷（葉挺的字）的消息，隨時告訴我。他們把他俘虜了，什麼事都會做得出來的。獨夫不怕千夫指呵！」
林秘書建議說：「你何不給姓蔣的寫封信？」
他想了想，說：「以前我給他寫過多封信，他聽得進么？根本當你刮耳邊風。你倒是立即給我擬兩封電報，一封給陳誠，陳誠和希夷曾是一個師的袍澤，請他對葉的安全關注。再一封給顧祝同，說既然葉挺因傷被俘，我準備派一個醫生去為他治傷。」
皖南事變，使他對蔣介石的面目及為人，認識得更加清楚，也給他帶來悲憤和痛苦。他十分後悔，後悔在十多年前沒有識穿蔣介石，而贊同了蔣介石四·一二清黨的主張，促成了國共的分裂。蔣桂戰爭，特別是日本人侵華的九·一八事變之後，他對蔣的所作所為，深惡痛絕，參加了反蔣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也支持了兩廣反蔣的六一運動。他傾向民主，反對獨裁，廣交民主黨派，力求進步。他團結了一批反蔣愛國人士在香港組織民族革命同盟，進行反蔣抗日活動，因為香港政府所不容，就回到廣西梧州老家來住。刺殺過蔣介石、汪精衛的反蔣義士王亞樵，也受到他掩護，藏在梧州。因事不機密，警惕性不高，致使王亞樵在梧州被戴笠利用叛徒所暗殺。西安事變，他積極支持張學良。他不主張放蔣介石，但主張政治解決西安事變，成立舉國一致的聯合政府，組織統一戰線，立即對日宣戰。七七事變後，他和馮玉祥上廬山找蔣介石面談，對蔣嚴峻地表示：如果蔣不立即對日抗戰，他與馮下山之後，便以政治家的地位，與蔣相對峙；如果蔣實行抗戰，他們兩人便以軍人的地位，服從他的驅策。因而抗戰軍興之後，他和蔣介石敵對八年之久的局面結束而有一定的諒解。他應蔣之邀請，到了南京擔任軍事委員會常委。南京淪陷後，他隨著到了武昌。他介紹了很多朋友當參政員，蔣介石還是不放手，怕民眾運動。蔣介石讓孔祥熙擔任行政院長，其他重要職位，蔣也是讓主和派的親日分子擔任。他十分不滿，住在東湖，給蔣介石寫了一封長信，提出自己的主張：現在舉國抗戰，而蔣所重用的人如汪精衛、何應欽等都是不主張抗戰的，這樣搞不好抗戰；他提出必須堅持抗戰和實行民主的兩大主張，並主張請毛澤東、周恩來、白崇禧、馮玉祥等主張抗戰的人士，不論黨派，都讓其參加組織最高國防委員會，商量國家大計。如果從個人喜怒好惡決定國家大計，抗戰是無勝利把握的。蔣介石收到他的信後，請他去吃了一頓飯，只說他寫的信已經收到了，毫無表示，使他十分憤慨。不久陳誠來東湖看他。他對陳誠說：「辭修兄，蔣先生對你十分信任，你要勸勸蔣先生：一不要怕共產黨，二不要怕民眾；抗戰前途才有希望。」他意識到，為了抗戰前途，要打破蔣介石包辦獨裁的局面，單靠個人寫信建議是不行的，必須策動各方面的力量而向蔣介石施加壓力才有辦法。於是，他在衡陽、桂林等地廣為聯絡，積極活動。這時，蔣介石、吳稚暉打電報給他，稱中央擬設一政治局，請他出面主持。陳誠還突然奉蔣之命飛來桂林，將他拉去重慶。他到了重慶才知道不是成立政治局，而是要組織黨政委員會。他說可以負責，但要有條件：一是凡是主張抗日的，不分黨派，都要用；二是凡是鬧小宗派，黨派成見深的人就不能用。蔣介石勉強答應，蔣作主任委員，他為副主任委員。當時，周恩來、高崇民、張友漁、梅龔彬、劉一峰等都在黨政委員會內。蔣介石害怕黨政委員會權力大，讓它受行政院牽制，因而不能起多大的作用。他在重慶覺得黨政委員會是個空殼子。蔣介石還不放心，怕他以黨政委員會來反蔣，就派了心腹人物李宗黃、晏道剛在裡面管黨務和軍事。蔣還利用特務手段對他進行秘密監視，使他覺得在重慶既起不了什麼作用，又不大自由。蔣介石對他很不放心，在1940年春，調程潛來接替他管黨政委員會，當時撤銷白崇禧的桂林行營後，設立軍委會桂林辦公廳，派他去擔任辦公廳主任，他覺得離開重慶去桂林，實在是得其所哉。
對他回桂林，蔣介石仍然不放心，派了蔣最親信的特務頭子之一林蔚來辦公廳當副主任，其用意十分明顯，是對他進行監視和限制。他對林抱一種很冷淡的態度，重要的文電，很少交林批閱。林每日在廳里午餐，由原行營遺下的一個小廚房為其開伙食，報公賬。他認為是浪費不合理，命撤銷小廚房。林無可奈何，只好回家去吃飯。不久，林就自動要求蔣將其調走了。桂林辦公廳轄三、四、七、九戰區，指導桂、粵、湘、贛、閩、浙、蘇、皖八省，在作戰上，沒有指揮權，事實上只是承轉機關，在軍政方面，他沒法有所作為，沒法做一些較大的事情。因而他覺得心有餘而力不足，事事感到掣肘，雖儘力但不能常常順心。他在不能有所為而感到苦惱時，總是沉鬱地說：「我們只能消極地革命呵。」
可是他在桂林，維護了進步力量，掩護了不少民主人士。對於一些壓榨老百姓勒索錢財等的不法官兵，他叫軍法處認真檢查，有的他還提來親自審處。馮玉祥在桂林辦的三戶書店，他極力掩護，通知有關方面不能去搜查。陶行知的育才學校辦在桂林，蔣介石特務想去搗亂，他反對並親自驅車前去斥罵特務。宋慶齡和海外進步華僑陳嘉庚等募集了醫藥、器材幫助八路軍。但到桂林之後，需有辦公廳的批文，才能有車輛運往陝北。辦公廳內的蔣幫分子，總在呈文到傳達室便扣壓，不給他過目；後來由夏衍與林秘書商量，來文直接由夏衍交給林秘書，呈給他及時批閱後，轉給夏衍。以後這些送批工作，專門由救亡日報記者陳子秋擔任。這種情況，以後還是被軍統特務知道了，對林秘書也盯得很緊。有一次，廣西大學引起學潮，學生被捕的有二十餘人，其中有中共黨員。李濟深獲悉後，派林秘書去見省主席黃旭初。他在保定陸軍大學擔任教官時，黃旭初是他的學生，師生間感情甚好。秘書問：「見到旭初講些什麼？」他說：「你只說一句話，講：我以前也捕過學生，至今耿耿於懷。」林秘書與黃是世交，黃沒有在客廳見李的秘書，延請在辦公室里相見。黃正在批閱公文一批畢，問來意。林秘書只把李的話照背出來。黃旭初聽了，睜大眼睛問：「還有什麼？」秘書說：「只有這句話。」說罷便告退了。下午，秘書回廳向他彙報時，他說：「旭初已經來過電話，學生放了。」
皖南事變以後，各地傳來國共摩擦日益加劇的動態，一些進步人士及中共黨員被捕被關，使他憂心忡忡。桂林怎麼樣啦？一天，他乘了小卧車到街頭察看。昔日抗日救亡文化活動高漲的十字街廣場一帶，如今一片肅殺氣氛。抗戰歌聲幾乎消失了，使人熱血沸騰的街頭演出與演講也不見蹤影，在被稱為文化街的桂西路一帶，在新華日報桂林營業處門口，在往日讀者潮湧的生活書店門口，徘徊著好些不三不四的人物，一看就知道是特務。正中書局、國防書店等右翼書店門前正可羅雀，既無特務，也無顧客。在八路軍桂林辦事處門口，更是明目張胆地雲集著大批特務，有的公開將手槍插在身上，在拐角處還停放著一輛軍統牌號的吉普。連行人路過這一帶也臉露恐懼地加快了步子。他陡然想起了1927年清黨，那時他太糊塗，跟蔣介石一起抓了人、殺了人，至今想起就痛心。現在的氣氛跟當時何其相似呵。李宗仁、白崇禧是不是也像當年一樣，充當急先鋒？黃旭初是不是也像當年一樣，大開殺戒？他想到此，心不由得栗然一縮。他又想起被俘的葉挺，已經好些天了，不知性命如何？十多年前國共分裂，葉挺、賀龍跑到南昌舉行八一起義，他曾派部下陳濟棠、錢大鈞去打葉挺。現在他卻要搭救葉挺。
他驅車回到公館，進屋見到林秘書便問：
「葉挺有消息么？」
「有消息說還囚在顧祝同那裡。」秘書說。
「醫生上路了么？」他又問。
「我送他上火車的。」林秘書猶豫了片刻，又說，「那個醫生派頭十足，衣冠楚楚，洋味太重，能為希夷治傷么？」
他瞥了林秘書一眼，那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