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1938年底，桂林）
每天早晨，夏衍很早就起來，手裡拿著個陶瓷小茶壺，泡一壺龍井，放到嘴裡嘬一口，走幾步，老是在問：出報了沒有，報紙送出來了沒有？那時候辦報很重要的一條是搶早出版，使大家在上班前能看到報紙，這是關係到報紙的銷售份數是否增加的關鍵。只要張爾華的單車鈴聲一響，夏衍就去趕快拿一份報紙來坐下細看，從頭到尾，一字不漏，拿一枝毛筆蘸著紅墨水，勾勾畫畫，連一個錯字也不放過，還在旁邊批批點點，提出無數問題，然後貼在牆上讓大家一起來評報。這種群眾性的評報，在救亡日報是老傳統，天天如是，月月如是，都是自動自覺的。有些人在夏衍批點過的報紙上補充或解釋，有些人發現新問題也會另外批點一張樣報貼在旁邊。救亡日報在群眾評報這工作上是沒有上下之分的，人人都習慣這樣做。這些批點過的報紙，在各個部門都會自覺的討論，是漏洞就堵塞，是錯誤就引為教訓。張爾華每天也把這些貼報帶回白面山，在白面山工作的同志也是一樣重視聽取大家意見改正工作的。這個老傳統，增進了救亡日報全體工作人員的團結友愛。回想當年救亡日報工作的日子，大家偶然相聚聊起來，還是覺得心裡暖烘烘的。
這是當年曾在《救亡日報》擔任記者的華嘉寫的一段回憶。記述了夏衍當時把群眾評報當作每天早餐前好像洗臉漱口一樣必不可少的事。這也是《救亡日報》辦得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桂林，凡是年過半百而在抗戰烽火中生活過來的人，沒有不知道夏衍的，沒有不知道《救亡日報》的，也沒有不知道夏衍主辦《救亡日報》的社址太平路12號的。《救亡日報》在桂林鼎盛時頗具規模，已分三個地方辦公：社址在桂西路的太平路12號；營業部在太平路口東邊即桂西路26號；編輯部和印刷廠在郊外的白面山的岩洞里，不受轟炸的影響。總編輯夏衍在城裡坐鎮，吃住和工作都在太平路12號。這個社址是抗戰勝利後重建的，也還保留著當年的樣子，門前有個圍牆，圍牆內有個小院子，一棟不大的磚木結構樓房，連著一排附屬的平房。它經歷了半個世紀的風雨，圍牆已經灰沙剝落，牆頂還長著小樹和幾叢綠草，樓房也是一副年代久遠的樣子，與桂西路的現代化新樓相比，它顯得太普通，太不顯眼了。可是，在桂林被稱為文化城的那些年頭，是文化人經常來往的公開地方，不少人通過這裡同八路軍桂林辦事處接上頭。辦事處也通過這兒領導著桂林開展轟轟烈烈的抗戰救亡文化運動。
在筆者為寫這本書而求助於夏衍的時候，那是1989年10月底11月初，正逢夏公90大壽，他住所的院子里擺滿了人們從各地送來的鮮花和花籃，我們送給他桂林豆腐乳和辣椒醬很能觸動他對抗戰中桂林生活的回憶。他說：「已經整整50個年頭了。我就是在桂林太平路12號度過那十分有意義的40歲生日的。」
夏衍是在廣州淪陷後，帶領救亡日報社同人從廣州經肇慶、柳州，於1938年11月7日到達桂林的。周恩來十分關心《救亡日報》在桂林復刊，囑咐夏衍自籌經費、爭取公開合法地在桂林辦好這張以文化界統一戰線為標誌的報紙。當時在桂林條件十分艱難，人們都是孑然一身，剛剛逃難來到，人生地疏，赤手空拳，一無所有。男的住在樂群路廣西藝專隔壁周傳教師家的前樓，女的住在鳳凰街皇城後貢門正對面一家小麵包鋪的狹窄木樓上；大家擠著身子打通鋪，睡在樓板上。為了爭取「合法」，夏衍由劉仲容陪伴先去拜訪廣西文化教育界元老李任仁先生，再由李任仁陪同去拜訪省主席黃旭初。夏衍對黃旭初坦率地表明了態度，說報社讚賞和擁護廣西當局的團結抗日、進步的立場，對廣西內部政務，保持友好態度，也希望廣西當局對《救亡日報》予以支持。大家想方設法，籌集經費。夏衍為此去了一次香港。廖承志從海外華僑支援抗戰的捐款中撥了1500元港幣。當年12月份，周恩來途經桂林去重慶時，曾和擔任救亡日報社社長的郭沫若去見過白崇禧。白崇禧也剛回到桂林主持新建立的桂林行營。周恩來談到了《救亡日報》即將在桂林復刊，希望得到桂系的協助。白崇禧表示「歡迎」，而且答應補助一筆開辦費。這樣，《救亡日報》就和桂系的《廣西日報》、軍委會的《掃蕩報》等有了同樣公開合法的地位。太平路12號是國民黨一個龍姓旅長的小公館，他們租下來辦公，報紙就辦起來了。夏衍遵從周恩來指示的辦報方針，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廣交朋友，做到內外有別，將《救亡日報》辦成左、中、右的人都樂意看的統戰的救亡報紙。大家為辦好報紙，向各方虛心討教，集思廣益，想方設法，絞盡腦汁。《救亡日報》在桂林復刊了，當時在桂林的好幾家大型報紙中，救亡日報雖是四開型的小型報紙，但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和特點，版面活潑多樣，文章短小精悍，內容清新，稿件針對性強，每天一定有一篇不超過1200字的社論，社論內容，從國際大事、抗戰形勢，一直到社會風氣、人民生活。寫每天的社論基本上由夏衍執筆。還有精闢的戰局分析、生動的戰地採訪。《救亡日報》深入人心，獨樹一幟，以小勝大，很有聲勢，發行量從2000份增加到3000份、5000份，最後接近了8000大關，銷路擴大到華南、西南數省乃至香港、南洋一帶。
辦《救亡日報》的人們，那時都有一股精神力量。全社人員一律吃大鍋飯，管吃，管住，不拿薪水，不給稿費；每人每月給一點津貼，從總編輯夏衍到從外面「揀」來打雜的小鬼阿華，都一樣每月五元。據華嘉回憶，一個月的津貼費大概可以購買一斤豬油，用來加菜，讓簡單的飯菜增加一點油水。1939年10月底，夏衍就是在那樣的環境中，在桂林歡度他四十歲誕辰。因而他常說：「桂林這個地方我只耽了兩年，但是我對它的感情卻特別深切。」
抗戰的桂林，在大後方被叫做「文化城」，是可以當之無愧的。當時桂系在政治上比較開明，在廣州、武漢淪陷後，全國好些文化、新聞、出版、文學、藝術等方面單位和團體，都遷到桂林，許多各地的文化名人也雲集桂林。而陪都重慶，因在蔣介石直接控制下管制太嚴，文化界人士都不太願意去，桂林就成了抗戰救亡文化活動的中心。曾經盛極一時。周恩來在點將要夏衍辦《救亡日報》的時候，就決定了他的工作重點是宣傳和統戰。因此，當報紙在桂林復刊之後，夏衍就得分出相當一部分（也許可以說大部分）時間去做統戰工作。
當時的桂林，政治形勢十分複雜。蔣介石的復興社，陳立夫陳果夫兄弟的CC，孫科的「太子派」，宋美齡的「夫人派」等都在這兒有派駐機構，各種進步組織、群眾團體也在這兒有分會或者代理單位。八路軍也有辦事處。可以說是一個錯綜複雜，「群雄割據」的局面。夏衍做了大量的統戰工作。利用《救亡日報》的公開合法地位，太平路12號這個地方，很自然地成了各地進步文藝工作者的通訊聯絡、碰頭和臨時「落腳」的地方。外地來人沒地方住，就在客廳里睡地板，碰上吃飯時間，一起吃大鍋飯。夏衍還應聘作為委員去參加李任仁為主任的廣西建設研究會的活動。這個組織表面上是一個學術團體，實際上是桂系藉以壯大聲勢的智囊集體，裡面「名士如林」，委員中包括了李四光、胡愈之、范長江、歐陽予倩、楊東蒓、張志讓、姜君宸、千家駒等著名人士。夏衍亦藉此廣交朋友，不僅與進步文化人打交道，還和中央社社長、新聞檢查所所長、《掃蕩報》總編輯等打交道。有一次，因孫科、邵力子等在重慶辦了一個「中蘇文化協會」，由左派人士王崑崙等負責，做一些介紹蘇聯情況的工作；在桂林，也有人提出成立一個「中蘇文協」分會。當時，孫科「太子派」在桂林的幹將梁寒操自認為自己是桂林行營政治部主任，該他出面當分會會長。因為這個人鼓吹反共搞摩擦，還和CC派十分親熱，大家都反對讓此君掌握這個「中蘇文協」分會。在聚餐會上，在桂進步文化人商議，由夏衍去找李宗仁夫人郭德潔，請她出任「中蘇友協」廣西分會會長。郭德潔一口應允，同時，對大家提出辦俄文訓練班，翻譯和出版蘇聯書籍等計畫，她都表示同意。她還主動對夏衍說：「會址、經費等由我負責，文化界我熟人不多，先請你和劭先、此生先生商量再安排。」這樣，使梁寒操當「會長」的想法成了泡影。
報社同人里，一般都是些二十幾三十歲的年輕人，只有夏衍年紀大些。在那時，人們就稱他為夏公了。剛復刊時，人手不夠，夏衍還得經常熬夜班，工作確是辛苦。不久，報社人才漸多，地盤擴大，又辦起了印刷廠，廖沫沙也從長沙過來，分管編輯部，夏衍就已不需要再熬夜班了。他的一天，是這樣度過的：一大早起來，接過還有油墨清香的當天報紙評報，圈圈點點，加以評批，再貼出讓大家來評；早餐過後，寫社論或短評及看報紙上版付印前的大樣；中午午睡一個鐘頭後就關起門來寫作兩三個鐘頭，搞新聞業務以外的副業——寫劇本和寫雜文，話劇《心防》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