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939年，桂林）
他胖胖的身子，圓圓的臉，使人感到親切和藹。似乎很難與傳聞中他在中央機關作保衛工作和在敵後作統戰工作時沉著、機智、勇敢、剛毅的有傳奇色彩的故事聯繫起來。
他總是戴著一副墨晶黑眼鏡，使人乍一見又覺得捉摸不透。可是，只要跟他再說上幾句話，就會覺得他是一個坦誠爽朗的忠誠長者。
和他接觸很深，得過他的不倦的教誨的人，隨著時間的流逝，你不由得不思念他。
大家稱他克公，或叫他秘書長。他對外是八路軍桂林辦事處處長，對內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秘書長。在辦事處里他的官最大，卻和大家一樣，每個月領五塊錢的津貼。那時的生活很艱苦。早餐只吃稀飯、蠶豆，中餐晚餐沒有什麼菜，經常是水煮白菜或是鹽燜冬瓜，每人一份，他也一樣。他最愛吃的是酸菜燉豆腐；每當吃酸菜燉豆腐的時候，他的一份總要留下一點下一餐吃。唯一可以說上闊氣的是，他有一輛很好的卧車，掛的是國民黨航空司令部的牌照，國民黨軍、警、憲、特見到這種牌號的車，都不敢刁難。這給他的工作和活動帶來方便。躲空襲或是辦急事，遇到人群擁擠，交通堵塞，汽車過不去，國民黨軍警看到這樣的高級轎車，會急忙上前開路，讓車子順利通過。
他的一隻眼睛已經失明，要借用放大鏡才能閱讀文件，但他仍堅持在暗淡的燈光下工作。他患過肺結核曾致穿孔，但日夜工作，睡眠很少。為了黨的工作，他和愛人、孩子十幾年不見面也沒有向組織提出過任何要求，但他對同志們的生活和身體健康卻關心備至。機要員張德碧患胃潰瘍出血、嘔吐，儘管辦事處條件十分困難，他還是想盡一切辦法為小張安排休息的地方，通過地下黨的關係找醫生治療，還讓公務員送去易於消化的營養食品。
他平時跟大家一起唱歌，打乒乓球，出救亡牆報。他還自編自導抗日活報劇。每次排戲，他都來得很早。他十分樂觀，平常有說有笑，說話十分幽默。涉及政治原則或是嚴肅的事情，該批評就批評，卻不發火罵人。就是批評人講道理的話，他也說得十分詼諧。秘書抄寫材料字寫潦草了，他便說：「我們都是小知識分子，不會草書就不要草，別人看了不認得。」有時電台呼叫不通，他就批評報務員，報務員急得直哭；他看報務員急得滿頭是汗，又親自上街買米粉送到樓上給報務員吃。
當時，夏衍經常來辦事處找他彙報《救亡日報》的工作。面對非常複雜的政治情況，知識分子接觸面不廣，又自命清高，不願意去和那些話不投機的上層人物來往，報刊的言論又只懂得講自己的主張而不善於利用各方面的矛盾。他就一再對夏衍說：「站在外面罵娘算不得勇敢，深入敵壘去影響他們，才是你應盡的本分。」他又說：「把腿放勤快些，把耳朵放長一些，多跑、多聽、多交朋友。你得認清這個時期，這個地方，和菩薩要打交道，和惡鬼也要打交道。我知道你們怕臟……」然後縱聲大笑起來，一邊又說：「文化人同志，革命的統戰工作，戴白手套行嗎？」
已經年滿九十大壽的夏衍住在北京西單一座靜謐的四合院里，談起抗戰中桂林的往事，興緻特別高。夏公是懷著對李克農的一種深厚真摯的感情談起克公來的。
有一次，《救亡日報》發表了一篇對國際時事分析有錯誤的文章。克公看到了，即跑到太平路的報社編輯部來找夏衍談了好幾個鐘頭。
他的臉色十分嚴肅，甚至嚴厲，是夏衍從沒見過的。他說話聲音不高，話里分量很重：「不能把這張報紙的作用估計得過高，也不能把它估計得太小。新華日報被扣得厲害，有時不容易看到。現在，西南、華東甚至香港、海外，都把救亡日報看做黨的外圍，代表黨講話。你想想，把那麼嚴重的國際問題作了錯誤的分析，對外面會起多麼壞的影響！」
夏衍聽他耐心地一分析，也覺得問題的嚴重，頓覺不安。他盯著夏衍問：「總編輯，怎麼辦？」
夏衍說：「明天再寫一篇社論，糾正過來。」
他正襟危坐地問：「怎麼寫法？來，大家湊一湊。」
把社論搞好，已經過了四五個鐘頭，天色已晚，夏衍鬆了一口氣說：「很好。我學會了不少東西。」
他看了看錶，一本正經地說：「學會了東西，能不付學費么？快8點了，陽春麵也不請一碗么？」他站起來說。「好。我請。」
這樣一講，氣氛立刻變了。夏衍從心底里感到溫暖，嚴師、益友和親密的同志這幾種概念，渾然一致了。
桂北路138號的這幢樓房開了兩個大門。左邊是八路軍辦事處的大門；右邊是房東黃曠達賣酒的大門，進門的堂屋是一個曲尺形的櫃檯，櫃面露著大酒罈的口子。八路軍辦事處遷來後，一度使黃曠達的買賣興旺起來。不少人來買酒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於瞄瞄八路軍也。當時政治局面極為複雜，國民黨特務機關在辦事處附近，設立了活動據點，對辦事處進行日夜監視。特務們還化裝成為小生意人、鞋匠、人力車工人、板車夫等角色，終日散布在辦事處周圍。只要辦事處人員一外出，他們就暗暗跟蹤盯梢；有時，國民黨軍警或是特務還公開在大街上給辦事處人員製造麻煩，刁難尋釁。
八路軍辦事處是在特務的眼皮底下工作的。而辦事處的工作在當時抗戰形勢下又特別重要。這裡是中共中央與南方几省、香港及海外聯絡的樞紐。黨的文件和情報在這裡中轉傳遞。新四軍及南方各省黨內的幹部包括領導人也常從這裡過往。八路軍辦事處還直接領導著各地遷來桂林的文化單位、救亡團體的黨組織和黨員。少數跟廣西地方黨組織無關而又在桂系核心工作的秘密黨員，也由李克農單線聯繫。可以想像，在國民黨統治區進行這些重要工作，任務是極其艱難的。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積累了豐富經驗的李克農，足智多謀，想出種種辦法戰勝困難來出色地完成任務。
李克農規定，八路軍辦事處人員穿軍裝時，就從辦事處的大門出去，穿便裝時就混在來糟坊做酒生意的顧客中出入。來八路軍辦事處聯繫或是彙報的，也大都裝作買酒的顧客從糟坊出入，使特務無法辨認，擺脫盯梢和跟蹤。李克農本人也經常利用參加宴會的方式，與秘密黨員進行聯絡。
辦事處的人員外出送信或是辦事，一出門被特務跟上，是很麻煩的。你進商店買東西，他也看東西。你去吃飯，他也吃飯，周旋了半天，硬是甩不掉尾巴。有時早出晚歸走了一天，算是白走了。後來改換騎自行車出門，特務也騎上自行車跟著。李克農啟發大家想出多種辦法，才能完成一項任務。有時大家把自行車準備好，大門一開就衝出去，在大街小巷兜圈子，看看沒有人盯了，才去完成任務。敵人發現了這個規律後，他們也隨時做好了準備，你一衝出門後，他就緊緊跟上，咬住死也不放，使你完不成任務。大家又想出新辦法，採取幾個人同時騎自行車衝出大門，東、西、南、北四面奔去，在使特務不知跟誰走的情況下，誰甩掉了尾巴，誰就去完成任務。果然這個辦法甚能收效。
形勢險惡時，有的特務竟囂張地站在辦事處門口盯梢，只要被李克農知道了，他就故意把辦事處的大門敞開，昂然站在大門口，目光如劍，怒視著特務。他的凜然正氣和無畏神情，嚇得特務溜了。
李克農對敵鬥爭非常堅決，又善於做思想工作，對幹部十分愛護，因而在當時艱難險惡的鬥爭環境中，辦事處里沒有一個消極悲觀和怕死變節的。辦事處有個姓王的新戰士，被暗藏在辦事處附近的特務機關抓去了。特務威脅他，要他供出辦事處是誰負責？有多少人？多少槍？經常與哪些地方的人來往？本來，辦事處經過周恩來與白崇禧協商後經過廣西當局備案才公開成立的，還按規定申報了花名冊，槍支武器也立了冊申報，特務為什麼還要追查呢？特務想了解的是辦事處與地下黨組織的關係，以便進行破壞活動，這才是特務機關真正的目的。小王回答他們說：「不知道，我是才來的勤務員。」一個女特務說：「你以後把這些情況了解清楚後告訴我們，要錢有錢，要老婆有老婆。」為了表示他們許的諾是真的，她要小王當晚就去找她。特務使用金錢美女的卑鄙手段，來腐蝕辦事處的戰士。小王回到辦事處，就向李克農彙報了。克公說：「你敢不敢去？特務要摸我們的底，我們可不可以摸他們的底呢？」小王奉命了解到特務機關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共產黨的地下黨組織。特務還給了小王錢，企圖引誘他上鉤。這樣一來，小王再不能在桂林呆下去，不久，就奉命調離桂林，到重慶辦事處去工作了。
當時在白崇禧身邊負責對外聯絡工作的劉仲容先生，也是中共的秘密關係，還擔負著地下黨員謝和賡與李克農之間的秘密聯絡工作。李克農因與桂系接洽公務在公開場合和劉仲容有所接觸。劉仲容有時也私下秘密到八路軍辦事處來會見李克農。謝和賡只在特別必要時才秘密到八路軍辦事處來。每次來都選在晚上，坐著自己僱用的人力包車，到黃曠達房東的後門下車，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