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回憶舊友時，後期的印象往往比早期的印象要淡。我記得四十年代初期有一次在紐約看一出俄羅斯戲劇，幕間休息時我同麗莎和她的新丈夫埃里克·溫德大夫聊天。他說他「對普寧教授先生確實有一股親切的感情」，而且還講給我聽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從歐洲來美途中的一些稀奇古怪的細節。那幾年我在紐約的一些社交場合和學術集會中碰見過普寧多次；但是我只清楚地記得一件事，那就是一九五二年我們兩人在一個挺歡樂、挺潮濕的夜晚搭乘一輛西區的公共汽車的情景。我倆來自各自執教的學府，參加一次為紀念一位偉大作家逝世百周年而在紐約市中心舉辦的文藝集會，有許多流亡人士參加。普寧從四十年代中期起就開始在溫代爾學院教書，我過去從來沒見過他像當時那樣健康，那樣順利，那樣自以為是。他逗樂地說他和我原來都是vos''midesyatniki （八十年代人），意思是說我倆當晚碰巧都下榻在西區八十號街；在那輛乘客擁擠的、顛簸的車上，我們倆拉著車上兩個緊挨著的吊環，我這位好友時不時想法低頭，歪著腦袋朝外瞧瞧（不斷地試圖一再查對十字路口的街號），同時還跟我大談特談他方才在紀念會上沒時間談到的荷馬和果戈理如何運用迂迴曲折的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