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飯是開在那有帘子的廊子上的。普寧坐在布羅托夫旁邊，開始攪動botvinia （冰鎮紅菜湯）里的酸奶油，粉紅色冰塊在湯盆兒里叮噹作響，他又自動拾起早上沒說完的話題。
「你一定會注意到，」他說，「列文精神上的時間和渥倫斯奇物質上的時間有個明顯的差距。在小說半當腰，列文和吉提比渥倫斯奇和安娜在時間上整整落後一年。一八七六年五月的一個星期天傍晚，安娜投身到火車輪下時，她已經自小說開始生活四年多了，而在列文那方面，從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七六年那同一時期，幾乎剛過了三年而已。這是我所知道的文學裡的相對論最好的一個例子。」
飯後，有人建議玩一玩槌球遊戲。至於怎樣安放弓形小鐵門，大家贊成那種由來已久而技術上不合規格的辦法，那就是把十個當中的兩個交叉放在場地中央，以形成所謂的「囚籠」或「捕鼠夾子」。普寧和布羅托夫夫人搭伴，很快就顯出在球術上比對手施波里昂斯基和波羅辛伯爵夫人高明得多。木樁一釘好便開始玩起來，這個男人就變樣了。他本來是個動作慢吞吞、笨手笨腳、很有點僵硬的人，一下子變成一個活蹦亂跳、默不出聲、面帶狡猾神情的駝子。好像總輪到他打球似的。普寧低低握著木槌，讓它在自己劈開的兩條細長腿之間優雅地晃悠（他為了打這場球還特地換上百慕大運動短褲 由此而引起一陣小小的轟動），每擊一下之前都先瞄瞄準，靈巧地晃動兩下木槌，然後朝球兒準確地一擊，球朝前軲轆，他也一直貓著腰快步跟上，到達預計球停下來的地方。他懷著那種研究幾何學的勁頭，把球擊過每個弓形小鐵門，激起旁觀者一片羨慕的歡呼聲。連小夥子伊戈爾·波羅辛，揣著兩罐啤酒趕赴秘密的酒會，鬼鬼祟祟打這裡經過，也停下來一秒鐘，讚賞地晃晃腦袋，然後才溜進樹叢。普寧滿不在乎地碰撞了，或者毋寧說火箭式地轟擊了對方一個球，抱怨和抗議之聲就同叫好聲混雜在一起了。他讓自己的球緊挨著對方的球，用他那小得出奇的腳使勁踩在自己的球上，然後猛捶一下，而把另一個球震出去老遠。大家請蘇珊評評理兒，她說這種打法完全犯規，可是施波里昂斯基夫人則說這完全許可，並說她還是孩子的時候，她的英國保姆管這種打法叫做「打個香港」。
普寧的球撞擊了終點的標柱，球賽也就結束了；瓦爾瓦拉陪著蘇珊去準備午茶，普寧便悄悄地在松樹下一條長凳上坐下來休息會兒。他驀地覺得又犯了他成年後犯過多次的那種極不舒服、叫人害怕的心臟不適的毛病。這既不是心痛也不是心悸，倒好像是叫人肅然地感到沉入和融進自己的周圍環境——落日啦、紅樹榦啦、黃沙啦、靜靜的空氣啦。這當兒，羅莎·施波里昂斯基發現普寧獨自坐在那裡，就趁機走到他身邊（「sidite, sidite！」 甭站起來），緊挨著他在長凳上坐下來。
「一九一六年，也許一九一七年，」她說，「您沒準兒從您的一些要好的朋友嘴裡聽見過我做姑娘時的名字——吉樂——吧。」
「沒有，我想不起來了。」普寧說。
「反正這也沒多大關係。過去咱倆好像沒見過面。可您跟我的表兄妹格里夏和米拉·別勞什金挺熟。他們常提到您。格里夏現在住在瑞典，我想——您一定聽說過他那可憐的妹妹的悲慘遭遇吧……」
「是的，我聽說了。」普寧說。
「她的丈夫，」施波里昂斯基夫人說，「是個很招人喜歡的人。薩繆爾·勒夫維奇和我同他和他的第一位夫人鋼琴家斯威特拉娜·契爾托克都很要好。納粹把他和米拉分別監禁在兩處，他和我的哥哥米夏後來死在同一個集中營里了。您不認識米夏吧，對嗎？他有一個時期也愛過米拉。」
「Tshay gotoff （茶準備好了），」蘇珊站在廊子上用她那可笑而起作用的俄語腔調喊道，「鐵莫菲，羅沙什卡 ！Tshay！」
普寧讓施波里昂斯基夫人先行一步，自己這就跟上來；等她走後，他繼續坐在薄暮樹陰下，兩手緊握那個還在手中的木槌。
兩盞煤油燈恬適地照亮了這座鄉村別墅的廊子。鐵莫菲的父親，眼科專家巴維爾·安東諾維奇·普寧大夫，和米拉的父親，小兒科專家亞科夫·哥里高里耶維奇·別勞什金大夫，正在陽台一個角落裡下棋，捨不得離開棋盤，別勞什金夫人只好讓女僕把茶點送過去，放在他們下棋的那張桌子旁邊的一個日本小茶几上，他們那盛茶的、帶銀托盤的玻璃杯啦，奶油點心啦，黑麵包啦，花園草梅zemlyanika 和另外培植的一個品種klubnika （「麝香草莓」或叫「綠草莓」）啦，金黃的果醬啦，還有什錦餅乾啦，薄脆餅啦，椒鹽卷餅啦，烤麵包片啦；而在這邊，除了沒把兩位專心下棋的大夫請過來之外，全家其他成員和客人都圍坐在廊子另一端的大桌子前，有的輪廓挺清楚，有的在閃閃亮光下顯得模糊不清。
別勞什金大夫瞎摸了一塊椒鹽卷餅；普寧大夫聚精會神地移動一個車。別勞什金大夫一邊嚼，一邊凝視著棋盤他這半邊的橫方格空位；普寧大夫心不在焉地把一塊烤麵包片浸進自己那個茶杯里去了。
那年夏天，別勞什金家在波羅的海避暑勝地租的那所別墅，靠近N將軍的遺孀租給普寧家的一所農舍式小別墅，這座小別墅位於她那一大片儘是沼澤、崎嶇不平、黑樹林圍住的荒涼莊園的邊緣。鐵莫菲·普寧還是當年那個笨手笨腦、靦腆而固執的十八歲青年，在黑暗中等待米拉，儘管現實生活已經把電燈泡放進煤氣燈里，把人們像洗牌那樣重新洗了一個遍，使他們都成了上了年紀的流亡者，那亮著燈光的廊子已經被牢牢地、毫無希望地永遠隔開，我們可憐的普寧卻帶著一種鮮明的幻覺，覺得米拉正偷偷從那兒溜到花園裡來，穿過高高的煙草花朝他走來，她那身白上衣和暗白色的花兒混雜在一塊兒。這種感覺不知怎地同他胸中蔓延開來的心情恰好一致。他輕輕把木槌放在一邊，為了驅散這種苦悶，就穿過那片寧靜的松樹林，朝房子對面走去。從一輛停在花園工具房附近的汽車上傳來收音機播放的陣陣扎紮實實的音樂聲，估計車裡至少有兩位像他一樣來訪的客人的孩子。
「爵士樂，爵士樂，他們老得聽他們的爵士樂，這些年輕人喲，」普寧嘟囔道，又轉向那條通往樹林和小河的小徑。他回想起他和米拉青年時代追隨時尚的愛好，業餘演出啦、吉卜賽民謠啦、她酷愛的攝影啦。她拍的那些藝術快照——寵物啦、浮雲啦、花朵啦、一片四月的沼澤和那些映在糖一般白的濕雪上的樺樹黑影啦、那些站在一輛棚車頂上故作姿態的士兵啦、日落時分的地平線啦、一隻拿著一本書的手啦，這些現在又都在哪兒呢？他回憶起他倆在彼得格勒涅瓦河畔最後一次見面的情景，眼淚啊，星星啊，還有她那個暖和和的皮手籠玫瑰色的絲襯裡。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的內戰把他倆拆散了：歷史解除了他倆的婚約。鐵莫菲朝南流蕩，參加了一陣子鄧尼金 的部隊，而米拉全家則逃離布爾什維克到瑞典去了，過後又在德國安頓下來，她最後在那裡跟一個俄羅斯血統的皮貨商結了婚。三十年代初期，普寧也結了婚，陪同妻子到柏林去，因為她想參加一次精神治療學家的大會，一天晚上，他在選民大街一家俄國餐館裡又遇見了米拉。他倆只說了幾句話，她還是像以往那樣帶著忸怩的躲躲閃閃的表情，從兩道濃眉底下沖他微笑；她那顴骨凸出的輪廓、細長的眼睛、纖弱的胳臂和腳脖子，都跟原來一樣，永世不變。接著她就跟她那位去衣帽間取大衣的丈夫一起走了，情況就是這樣——可是感情上的陣陣隱痛依然存在，就跟您明明知道而又一時記不起來的詩句時會隱隱約約閃現一樣。
那位愛閑聊的施波里昂斯基夫人所提到的往事，以一股不尋常的力量喚來了米拉的形象。這真叫人心煩意亂。只有在擺脫一種無法治癒的疾病時，只有在臨死前那陣神志清醒時，人才能片刻克服這種情感。過去十年里，為了理智地生存下去，普寧一直克制自己，只有永遠不再懷念米拉·別勞什金那倒並不是因為害怕自己對青年時代的一段平淡而短暫的戀愛的回憶會擾亂思想上的平靜（唉，他和麗莎結婚的種種回憶已經夠戧，足以排擠掉任何其他以往的浪漫史嘍），而是因為在一個連米拉之死這種事都可能發生的世界裡，一個人要是對自己還真誠的話，就不可能指望還有什麼良心，更談不上什麼感覺，會繼續存在。人不得不忘卻過去——因為你沒法想著這樣的事情活下去，那就是這個文雅、嬌弱、溫柔的姑娘，連帶那雙漂亮的眼睛、那種甜蜜的微笑，背景是花園和雪景，竟然被押進一輛運牲口的貨車，送到一個滅絕人性的集中營，在那裡居然有人往她的心臟，往那個您在過去的黃昏跟她親吻時可以聽見怦怦跳動的心臟，注射石灰酸而使其慘遭殺害。由於沒有正式記錄說明米拉到底是怎麼死的，她在您的腦海里便一次一次地死去，又一次一次地復活，只不過為了再一次一次地死去：她被一個受過訓練的女護士拉走，用那帶有骯髒的破傷風桿菌的破玻璃管子注射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