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爾·庫克是舊教信徒的後裔，父親是白手起家的莫斯科富商彼奧特·庫克尼科夫，文學事業的贊助者、慈善家——這位著名的庫克尼科夫在末代沙皇統治時期曾因資助一些社會-革命集團（主要是恐怖分子）而兩次被監禁在一所還算舒適的城堡里，可是後來在列寧時期又被指控為「帝國主義間諜」而在一個蘇維埃監獄裡關了差不多一個星期後被處死。他的家屬在一九二五年左右取道哈爾濱到達美國。年輕的庫克靠埋頭努力，聰明實幹，再加上科學訓練，逐漸在一家大化工企業里升到可靠的高職。他身體粗壯，友善安靜，一張大臉毫無表情，正中間架一副小巧玲瓏的夾鼻眼鏡，一眼就能看出他是個什麼樣的人——一位商業經理，一名共濟會會員，一個高爾夫球愛好者，一位既有成就而又謹小慎微的人。他講一口極其準確而不矯揉造作的英語，只稍微帶點斯拉夫口音；他是一位熱情的主人，話不太多，目光閃亮，一手端著一杯冰鎮威士忌蘇打敬客；只在哪位交情深厚的俄國老朋友在他家做客到深夜時，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才會突然討論起上帝啦、萊蒙托夫啦、自由啦，發泄一通祖傳下來的一系列不顧後果的理想主義觀點，如果有位馬克思主義者在一旁偷聽，也會給弄得大惑不解。
他娶了蘇珊·馬歇爾，發明家查理·G·馬歇爾的女兒，一個迷人而健談的金髮姑娘。人人都會想像亞歷山大和蘇珊必定會生許多健康的子女，因此一聽說蘇珊由於動過一次手術而終身不孕，我和別的一些好心人都不免大吃一驚。他倆還年輕，彼此以一種叫人瞧著舒坦的、老派的純潔誠摯的感情相親相愛，他們沒有子孫可以聚集在他們的鄉村別墅，因此每逢雙數年份的夏季就搜羅一些老年俄國人（像是庫克的父輩或叔伯輩）前來度假，單數年份則邀請一些amerikantsï （美國人）——亞歷山大商界的朋友或者蘇珊的親友前來消暑。
普寧這是頭一次到松邸來，我可來過了。人們可以發現許許多多俄國流亡者——一九二〇年前後離開俄國的自由派人士和知識分子——雲集在這裡。您可以在每一小塊樹陰下找到他們，有的正坐在土裡土氣的長凳上討論流亡作家——蒲寧 啦、阿爾達諾夫 啦、西林 啦；有的躺在吊床上，用一張星期日的俄文報紙蓋在臉上，一種防禦蒼蠅叮的傳統辦法；有的在廊子里就著果醬喝茶；有的正在小樹林里一邊散步，一邊琢磨當地的菌能不能吃。
薩繆依爾·羅夫威奇·施波里昂斯基，一位氣派軒昂而穩重、個兒高的紳士和好激動、口吃且個兒矮的費奧多·尼基蒂契·波羅辛伯爵，都是一九二〇年前後在俄羅斯一些省份里為抵制布爾什維克專政而成立的英勇地方政府的民主組織成員，他倆如今正在松樹林陰小道上溜達，討論自由俄羅斯協會（他們在紐約建立的一個組織）下一次跟另一個成立較晚的反共組織舉行聯合會議時應該採取什麼策略。從一個讓洋槐樹遮住一半的涼亭里傳出教哲學史的布羅托夫教授和教歷史哲學的沙多教授兩人激烈辯論的隻言片語：「現實就等於持續不變，」一個聲音會說，是布羅托夫嗡嗡的嗓音。「不對！」另一個會喊道。「一個肥皂泡跟一枚化石牙齒一樣真實！」
普寧和沙多都是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出生的，相對年輕些。別的男人大都過了六十歲，經歷了人生的長途跋涉。另一方面，波羅辛伯爵夫人和布羅托夫夫人等幾位女士都還沒過五十，多虧新世界的健康氣氛，不但保留了她們的美貌，而且叫她們長得更加俏麗了。有些父母帶來了子女——他們都是進大學那個歲數的美國孩子，健康，高大，懶散，別彆扭扭，不懂情理，不會俄語，對父輩們的背景和經歷不管有什麼優越之處一概不感興趣。在物質和精神生活方面，他們在松邸也好像跟他們的父母迥然不同：他們偶爾會從自己的尺度瞬間轉到我們的尺度上來，對一個很有意思的俄國笑話或者一句關切的勸告做出敷衍了事的反應，然後又跑開了，總是保持超然冷漠的態度（以致使人覺得簡直生了一窩小精靈）；他們寧願吃昂克維多店鋪里的食物或任何罐頭食品，而庫克尼科夫家在掛帘子的走廊上大擺又長又熱鬧的筵席，端上來的俄式美味佳肴反倒不對他們的胃口。波羅辛有時會挺傷心地談起他的子女（伊戈爾和奧爾嘉，學院二年級學生），「我這對雙胞胎簡直招人生氣。當我在家裡吃早點或者吃晚飯碰到他們的時候，盡量想給他們講點最有意思、最激動人心的事——譬如，十七世紀俄國遙遠的北方選舉當地自治政府啦，或是俄羅斯第一批醫科學校的歷史啦——哦，對了，順便提一下，契斯托維奇一八八三年曾經就此專題出版過一本很精彩的專著——他們就溜掉，到他們的屋子裡去開收音機。」在普寧被請到松邸來的那個夏季，這兩個年輕人都來了。但是，他倆從不露面；要不是奧爾嘉的愛慕者，一個好像誰也鬧不清他姓什麼的大學生，也從波士頓開一輛豪華的汽車來這裡度周末的話，要不是伊戈爾認為布羅托夫的女兒尼娜，一位長著埃及人那種眼睛和黝黑的胳膊腿兒、上紐約舞蹈學校的、懶散而漂亮的姑娘，跟他還情投意合的話，奧爾嘉和伊戈爾一定會覺得這個偏僻的地方多麼沉悶喲。
整個家務都由普拉斯柯娃在料理，她是個壯實的六十歲老太婆，生氣勃勃，顯得比實際歲數要年輕二十歲。她站在後廊上，指關節放在屁股上，穿一條自己縫的膨脹如袋的短褲和一件女管家穿的那種有水鑽的罩衫，在察看雞群，這情景看上去可真帶勁兒。亞歷山大和他的弟弟當年在哈爾濱還是孩子的時候都是由她親手帶大的，如今她的老伴幫她照料這裡的家務事，他是個不吭聲、獃頭獃腦的哥薩克老頭兒，一生就喜歡干業餘裝訂書籍的活兒，不管碰到什麼老目錄或者下流刊物，他都想裝訂它一傢伙，這既是自學，又是給書籍治病；此外，他還喜歡釀果子酒，捕殺樹林里的小動物。
在那個季節的客人當中，普寧跟沙多教授熟得很，後者是他二十年代初在布拉格大學念書時就相識的青年朋友；他跟布羅托夫一家子也認識，他前一次是在一九四九年俄國流亡學者協會於巴比松廣場飯店舉辦歡迎布羅托夫夫婦從法國抵美的正式宴會上見到他們的，當時他還致了歡迎詞。我個人對布羅托夫和他的哲學著作從來就不怎麼感興趣，他把晦澀和俗套十分古怪地攙和到一塊兒；此人的成就好比一座高山——不過卻是一座陳詞濫調的高山；但是我對這位無精打採的哲學家的神完氣足、體格豐滿的妻子瓦爾瓦拉卻一向有好感。她一九五一年頭一次到松邸來做客之前，壓根兒就沒見過新英格蘭的鄉村。那裡的白樺樹和越橘樹矇騙了她，叫她心理上沒有把昂克維多湖同比方說原本與它相似的巴爾幹半島的歐里德湖 相比，卻與俄國北方的奧涅加湖 相比，因為她同她的姑媽麗迪婭·維諾格拉多夫，著名的女權運動者和社會活動家，一起逃離布爾什維克來到西歐之前，曾經在那個湖畔度過她最初十五個暑夏。所以，瓦爾瓦拉一看到一隻探食飛行的蜂鳥或者一棵花兒盛開的梓樹，就會產生一點奇思遐想。那些大箭豬跑來津津有味地啃房子發霉味的老木料，或者那些膽怯的小巧玲瓏的黃鼠狼在後院偷食小貓的牛奶，對她來說，都比動物寓言畫更有趣。她也讓那裡她叫不上來名字的奇葩異草和小動物迷住了，困惑住了，竟把小黃雀當成了迷途的金絲雀，還聽說她在蘇珊生日那天，為了布置餐桌，居然把一大把美麗而有毒的常春藤葉子緊緊捧在她那雀斑叢生的粉紅胸脯前，得意揚揚且氣喘咻咻地跑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