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說，從克蘭頓到溫代爾最簡便的辦法是乘計程車到佛拉明漢去搭一班開往阿爾巴尼的快車，然後再搭朝西北方向駛去的慢車，經過一段很短的路程就到了；可是說實在的，這種最簡便的辦法是最不切合實際的。那兩條鐵路彼此是否有某種嚴重的宿仇，或者它們是否聯合起來賞給其他運輸工具一個公平的機會，都不得而知，反正永遠存在這樣一種局面：不管您怎樣擺弄時間表，您在阿爾巴尼換車，至少也得等上三個鐘頭。
上午十一點有一班公共汽車從阿爾巴尼出發，下午三點左右抵達溫代爾，可是這就得搭清晨六點三十一分從佛拉明漢開出的那班火車；維克多覺得他不一定能按時起床，於是就改乘稍晚一班開得相當慢的火車，趕上阿爾巴尼最後一班去溫代爾的公共汽車，這樣晚上八點半便可以安然到達。
一路上都在下雨。他到達溫代爾終點站時，雨還淅淅瀝瀝下個沒完。維克多生來有點神志恍惚，心不在焉，因此不管排什麼隊，他都一向站在緊末尾。他早就對自己這點毛病習慣了，就跟人慢慢對自己的視力差或者腿瘸習慣了一樣。他由於個兒高便哈著點腰，並不急躁地跟著其他旅客魚貫下車，踩到閃閃發光的柏油路上；旅客當中包括兩位身穿半透明雨衣、臃腫不堪的老太婆，活像玻璃紙包著的土豆；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剃著小平頭，長著凹陷嬌嫩的後脖頸；一個身體呈現多角形的、怵怵怛怛的老瘸子，不要任何人攙扶，身子一部分一部分從車上慢慢下來；三個溫代爾學院的女學生，穿著短褲，膝蓋凍得通紅；那個小孩的媽媽累得精疲力竭；還有其他一些旅客；最後就是維克多，拎著一個手提包，腋下夾著兩本雜誌。
在公共汽車站的拱廊里，一位皮膚帶點棕色、頭禿得挺徹底的男人，戴著墨鏡，拎著一個黑色公事皮包，正在和顏悅色地傴著身子探詢那個瘦脖頸的小孩，他呢，一個勁兒搖晃腦袋，手指著他的母親，後者正等著她的行李從那輛「灰狗」的肚子里提出來吶。維克多靦腆而愉快地打斷了這種認錯人的局面。那位禿著棕色腦袋的紳士摘掉墨鏡，慢慢直起腰來，朝上，朝上，再朝上，瞧高、高、高個兒的維克多，瞧他的藍眼睛和棕里透紅的頭髮。普寧顴骨上長得挺好的兩塊肉疙瘩鼓了起來，使他那曬得黝黑的臉變圓了；他的腦門，鼻子，甚至那對漂亮的大耳朵都投入了這一微笑。總的來說，這是一次叫人非常滿意的會面。
普寧提議把行李暫存車站，兩人先遛遛——要是維克多不怕淋雨的話（這當兒，雨正傾盆而下，柏油路面在嘩嘩響的大樹下像山間小湖似的，在黑暗裡閃閃發亮）。普寧心想，請孩子去一家小飯館吃頓夜宵一定會使他高興的。
「一路上還好嗎？沒遇到什麼不痛快的事吧？」
「沒有，先生。」
「很餓了吧？」
「不，先生。不特別餓。」
「我叫鐵莫菲，」他倆在一家寒傖的老飯館靠窗戶的一張桌子前坐定之後，普寧說。「第二個音節照『莫弗』 那樣發音，濃（重）音放在末尾音節上，這裡的母音照『潑瑞』 那樣發音，不過拖長一點。『鐵莫菲·巴甫洛威奇·普寧』，意思就是『保羅之子鐵莫菲』。當中那個源於父名的名字濃（重）音放在第一個音節上，後面可以一帶而過，就成了鐵莫菲·巴爾奇。我思想鬥爭了好久——咱們擦擦刀叉吧——最後決定你應該就管我叫鐵姆先生，要麼更短些，就跟我的一些要好的同事那樣，乾脆叫我鐵姆好了。這當然是——你想吃點什麼？炸小牛肉片？好，我也吃炸小牛肉片——這當然是對我的新祖國美國的一大讓步，奇妙的美國有時叫我驚訝，但總是令人尊敬。一開始，我感到窘極了——」
一開始，普寧對美國人那種隨意擺弄教名的輕鬆勁兒感到窘迫不堪：參加一次宴會，一杯帶冰塊的威士忌打頭，許多杯攙點水的威士忌結尾，然後你就應該管一位陰陽怪氣的陌生人叫「傑姆」，他呢，也就永遠管你叫「鐵姆」。你要是第二天早晨忘了這個碴兒，管他叫埃弗雷特教授（對你來說，這是他的真名），這（對他來說）就是個極大的侮辱。鐵莫菲·巴爾奇一回想起他在歐洲和美國的俄國朋友就很容易數出至少六十位好人兒來，都是從，嗯，一九二〇年起便跟他很熟了的，可他壓根兒也沒給他們改過名字，而是一直管他們叫瓦傑姆·瓦傑米奇啦，伊萬·赫里斯多弗羅威奇啦，薩繆依爾·伊茲拉伊列威奇等等；他們一遇見他，也洋溢著同樣的熱情，熱烈地握手，稱呼他的教名和父名：「啊，鐵莫菲·巴爾奇！Nu kak?（您好嗎?）A vï, baten''ka zdorovo postareli （哎呀呀，老弟，您可真的不再年少了）！」
普寧說個沒完。他的談話並沒叫維克多感到驚奇，他聽見過許多俄國人說英語，普寧把英語里的「家庭」這個詞的頭一個音節念得好像法語里的「女人」 那個詞，這也沒叫他見怪。
「我的法語比英語說得還要流利，」普寧說，「但是你——vous prenez le français?Bien?Assez bien?Un peu? 」
「Très un peu .」維克多說。
「真遺憾，可也沒有法子。我現在跟你聊聊體育運動吧。俄羅斯文學裡首次對拳擊運動的描寫，我們發現是在米哈依·萊蒙托夫的一首詩里。他生於一八一四年，被殺死於一八四一年 ——挺容易記。至於對網球的描寫，首次出現是在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這部小說里，有關年代是一八七五年。在我年輕的時候，有一天在那個跟拉布拉多 處於同一緯度的俄羅斯鄉村，別人給我個拍子，叫我跟東方學家戈托夫切夫一家人打網球玩，也許你聽說過他吧。我記得那是個美好的夏天，我們就打啊，打啊，打啊，一直打到十二個網球全都不見為止。等你老了，你也會無限緬懷往事的。」
「還有一種運動，」普寧一邊接著說，一邊往他那杯咖啡里猛加糖，「當然是槌球遊戲。不瞞你說，我是槌球冠軍哩。不過嘛，全國最時興的娛樂活動當屬所謂的『gorodki』 意思是『小城鎮』。你記得花園裡一塊地方和那種充滿青春活力的氣氛：我當年結結實實，穿著俄羅斯繡花襯衫，現在可沒人玩那種健康的運動嘍。」
他吃完炸小牛肉片，又接著談這個話題：
「你在地上，」普寧說，「畫一個挺大的正方形，在裡邊放一排排的圓柱木，你知道，然後從遠處朝它們投扔一根粗的曲棍，很硬，就像一個有長長的曲柄的飛鏢——對不起——唷，幸好是糖，不是鹽。」
「我如今依然聽得見，」普寧說，一邊拿起那個糖罐，一邊對自己驚人的記憶力表示得意地搖晃起腦袋，「我依然聽得見那喀噠一聲響！你打中那排圓柱，它們一起飛向空中時發出的響聲。你還沒吃完那盤肉嗎？不大喜歡嗎？」
「好吃極了，」維克多說，「可我並不太餓。」
「噢，你得多吃，你要是想當一名足球運動員，更得多吃。」
「我恐怕不大喜歡足球。說實在的，我討厭足球。我真的什麼運動也不在行。」
「你難道不是一名足球愛好者嗎？」普寧說，那張富於表情的大臉漸漸湧現出一股沮喪的神情。他撅起嘴唇。他張開嘴——可是啥也沒說。他默不吭聲地吃他那客香草冰淇淋，其實那裡面並沒有香草，也不是奶油做的。
「咱們現在去取你的行李，叫輛計程車吧，」普寧說。
他們一到謝潑德的住宅，普寧就領維克多進入起居室，連忙把他介紹給他的房東、學院運動場地前任主管比爾·謝潑德老頭兒（他的耳朵已經全聾，有一隻戴著一個白扣子似的玩意兒）和他的弟弟鮑勃·謝潑德，他新近由於嫂子去世而從布法羅趕來跟哥哥住在一起。普寧讓維克多跟他們待一會兒，自己匆忙地嗵嗵上樓去了。這所房子結構脆弱，樓上勁頭十足的腳步和那間客房的窗戶霍然被推開的吱扭吱扭聲，使樓下房間里樣樣東西都隨著顫動起來。
「瞧那張畫兒，」耳聾的謝潑德先生用一個指指點點的手指頭指著牆上一幅邋遢的大型水彩畫說，「再現了五十年前我老弟和我常去度暑假的那個莊園。這是我母親的同學格蕾絲·威爾斯畫的，溫代爾那家旅館就是她兒子查理·威爾斯開的——我確信寧博士 遇見過他——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人。我已故的太太也是位畫家。待會兒我把她的畫兒也指給你看看。嗯，穀倉後面那棵樹——你只能模模糊糊辨認出來——」
樓梯那邊突然傳來撲通一聲可怕的響聲：普寧下樓，腳踩空了。
「一九〇五年春天，」謝潑德先生沖那張畫擺動著中指，「在那棵三角葉楊樹下——」
他一轉臉，發現他老弟和維克多都奔出了屋子，到樓梯口去了。最後幾級樓梯可憐的普寧是出溜下來的。他仰八腳兒躺了一會兒，直翻白眼。他給攙扶起來。幸好一根骨頭也沒摔斷。
普寧一邊微笑，一邊說：「這真像托爾斯泰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