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天是星期二，他吃完中飯可以立刻溜達到他愛去的那個地方，一直待到吃晚飯的時候。溫代爾圖書館跟其他任何一座大樓都沒有長廊連接起來，可是卻親密而牢固地連著普寧那顆心。他從那尊學院首任院長阿爾弗斯·弗里茲的大銅像旁邊走過，老院長頭戴運動帽，身穿燈籠褲，雙手緊握那輛他永遠打算正要騎上去的銅製自行車的車把，腳剛放穩位置，而那隻腳也永遠黏牢在左腳蹬上了。坐墊上有積雪，最近有幾位愛開玩笑的傢伙把一個可笑的筐子縛在車把前面了，筐子里也有雪。普寧搖搖腦袋，怒斥一聲「Huliganï」 ，接著他來到那條鋪著草皮的斜坡，從那兒下去，兩旁是落了葉子的榆樹的蜿蜒小道，他不小心踩在一塊扁石頭上，差點兒摔個斤斗。他除了右胳膊夾著那本厚書之外，左手還拎著他的公事皮包，那個中歐式樣的、又舊又黑的portfel'' 。他攥緊皮把手，很有節拍地甩著它，大模大樣地朝他的書籍、朝書庫里他那間寫字室、朝俄羅斯學術天堂走去。
一群鴿子列成一個橢圓形的圓圈，正在學院圖書館清澈而蒼白的上空盤旋，一會兒高飛變得灰濛濛，一會兒拍翅飛行變得白花花，一會兒又變為灰濛濛。遠方傳來一輛火車嗚嗚的鳴笛聲，哀愁得就像在大草原上行駛似的。一隻小小的松鼠，從太陽照曬的一小塊雪地上慌張地竄過去，一棵樹的陰影暗藍暗藍地鋪展在那條茶青色的草皮上，那棵光禿禿的樹直插雲霄，從上面傳出一陣活躍的、抓爬的響聲；鴿子第三回，也是最後一回，打那裡掠過。這當兒，那隻松鼠已經消逝在樹杈里，吱吱叫個不停，彷彿在罵那些想把它從樹上抓下來的罪人。普寧在那條小道臟黑的雪上又滑了一下，猛地舉起一隻胳膊，使身子恢複了平衡。他慘然一笑，彎腰去撿那本掉在地上的《文學金庫》，書敞開了，露出插圖頁上的一張快照，列夫·托爾斯泰正在一塊俄羅斯牧場里，邁著沉重的腳步，面沖照相機鏡頭走來，身後幾匹鬃毛修長的馬兒也愣頭愣腦地轉向拍照的人。
V boyu li, v stranstvii, v volnah? 在戰場上，旅途中，還是洶湧的波濤中？要麼在溫代爾校園裡？一層黏里吧唧的乾酪糊在普寧的假牙上了，他斯文地嚼了一陣子，就踏上圖書館滑溜溜的台階了。
普寧跟學院里許多上了年紀的教員一樣，早就不注意校園、走廊和圖書館裡有學生存在了——簡而言之，除了在教室里上課集中注意一下之外，根本不注意他們存在於何方。起初，他看到有些學生把他們可憐的年輕腦袋趴在胳膊上，在知識廢墟當中呼呼熟睡，心裡就感到不舒服；可是眼下，除了這兒那兒有個把姑娘秀麗的後脖子還引起他的注意之外，他在閱覽室里好像誰也沒瞧見。
賽耶太太在出納櫃檯那兒值班。她的母親和克萊門茨太太的母親是表姐妹。
「今天還好嗎，普寧教授？」
「挺好，費爾太太。」
「勞侖斯和瓊回來了嗎？」
「還沒有。我把這本書帶來了，因為我收到了那張催還卡——」
「我懷疑可憐的伊莎貝爾是不是當真要離婚。」
「沒聽說。費爾太太，容我問一下——」
「要是他們真把她帶回來，我琢磨我們又得給您另找個房間啦。」
「費爾太太，容我打聽點事。我昨天收到這張卡片——您能告訴我誰要借這本書嗎？」
「讓我查查看。」
她查了查。另外那個讀者原來是鐵莫菲·普寧；上星期五他索取第十八卷。同樣，一點也沒錯，第十八卷早已借給這位普寧，他打聖誕節那天就借走了，現在正站在那兒，兩隻手擱在那本書上，跟一張祖傳相片上面的一位地方長官所擺的姿勢一模一樣。
「不可能！」普寧喊道。「我上星期五要借的是第十九卷，一九四七年版，不是第十八卷，一九四〇年版。」
「可您瞧啊——您明明寫的是第十八卷。不管怎麼說，第十九卷還在裝訂。這本您還看嗎？」
「十八也好，十九也好，」普寧嘟囔道。「這沒多大關係！我把年份寫對了，這才算要緊！嗯，十八卷我還要用一下——十九卷一裝訂好，就請干塊（趕快）寄一張通知卡給我。」
他一邊微微抱怨，一邊拿起那本笨重而受窘的書，走進他喜歡的一個凹進去的旮旯里，把書用綠圍脖裹起來放在那邊。
這些娘兒們喲，她們簡直目不識丁。那個年份明明寫得清清楚楚嘛。
他照例先走進期刊閱覽室，在那兒看看最近一份俄文報紙上的新聞。（今天是二月十二日，星期六——唷，這是星期二的報，多麼粗心大意的讀者啊！）那份日報是芝加哥一群俄國流亡者從一九一八年就創辦起來的。他照例仔細掃一眼廣告欄。波波夫醫師，穿著嶄新的白大褂照相，向老年人保證可以恢複青春和快樂。一家唱片公司列出一張出售的俄語唱片目錄，像《破滅的生活，一支圓舞曲》和《前線司機之歌》什麼的。一位承辦喪葬者多少有點像果戈理小說中的人物，誇耀他那些豪華的柩車，而且說它們也適用於郊遊野餐乘坐。另一位也像果戈理小說中的人物，在邁阿密出租「一套兩間屋子的公寓給無酒癖者（dlya trezvïh ），院內有果樹和花卉」，與此同時，哈蒙德有「一個安靜的小家庭」渴望出租家中一間屋子——於是這位讀者不知怎地突然激情滿懷，異常清醒地看到了四十年前他的父母巴威爾·普寧醫師和瓦萊麗婭·普寧，面對面坐在聖彼得堡加萊爾納耶大街的故居一間燈光明亮的小客廳里兩把扶手椅上，他在看一本醫學雜誌，她在看一本政治評論刊物。
他也細讀了有關三個流亡者組織進行的一場持續很久、冗長乏味的派系論戰的最新消息。這是甲派先發難的，譴責乙派遲鈍，死氣沉沉，無所作為，並用一句格言加以說明，「他既想爬上樅樹，卻又怕刮破自己小腿肚子上的肉。」這招來了「一位老樂觀派」致編輯部的一封尖刻的信，標題為《樅樹和遲鈍》，劈頭第一句就是：「美國有句俗話：『住在玻璃房子里的人可別試投一塊石頭打死兩隻鳥兒。』」最近這份報又刊登了丙派一位代表撰寫的一篇兩千字的小品文，題為《論樅樹、玻璃房子和樂觀派》，普寧津津有味而贊同地把它讀了一遍。
然後，他就回到他那個帶書架的閱覽桌去進行自己的研究工作。
他打算寫一部俄羅斯文化Petite Histoire ，其中要精選介紹俄羅斯的奇聞逸話、風俗習慣、文學軼事等諸如此類的事，就像以縮影的方式把la Grande Histoire ——一系列前因後果的重要事件統統反映出來。他目前還處在收集資料那個歡樂的階段；許多心地善良的小夥子看到普寧在圖書館裡挖掘資料那副樣兒都感到是樁樂事和榮幸，只見他從一個綜合目錄櫃里抽出一盒卡片，就好像它是個大核桃，把它抱到一個僻靜的旮旯里去，在那兒靜靜地咀嚼這份精神食糧，時而抿動嘴唇，作出無聲的品評，有批評性的、有滿意的、有困惑不解的，時而又揚起他那兩道稀疏的眉毛，久久地高高吊在寬腦門上，乾脆把它忘在那兒啦，一直要等到臉上不愉快或懷疑的痕迹全部消逝之後，那兩道眉毛才安然落下。他來到溫代爾，的確很幸運。九十年代有一位傑出的斯拉夫語研究家兼藏書家，名叫約翰·索斯頓·陶德（他那個帶鬍子的半身雕塑如今屹立在那個飲用噴泉的上方），訪問過殷勤好客的俄國，在那兒收集了大批書籍，自從他去世之後，那批書就悄悄地給挪到一個老遠的書架那邊去了。普寧為了避免讓鐵書架上的amerikanski 電流冷不丁刺一下，他會戴上橡皮手套走到那邊去，貪婪地盯視那些出版物：其中有咆哮的六十年代出版的不知名刊物啦，都用雲紋硬紙板精裝了起來；一百年前的歷史專著啦，沉睡的書頁上都有了褐斑霉點；俄羅斯古典文學著作啦，精裝的封面上裝著作者滿面愁容、糟透了的浮雕，那些詩人的側身像叫兩眼濕潤的鐵莫菲想起他的童年，那時候他可以悠閑自在地摸摸封面上那把稍微磨損了點的普希金的連鬢鬍子，或者茹科夫斯基 的那個弄髒了的鼻子。
今天，普寧在看考斯特倫斯考伊那部關於俄羅斯神話的大部頭著作（莫斯科，一八五五年版）——一部不得攜出圖書館的善本書，他嘆口氣，並非不愉快，開始抄錄其中一段有關當時伏爾加河上游林地一帶還流行的、基督教儀式許可範圍內的、那種古老的異教徒遊戲。在五月里一個過節的星期——降靈節 前後的那個所謂的「綠色周」里——農村姑娘用金鳳花和野生蘭花編製花環；然後她們唱著古老的愛情歌曲的片段，把這些花環掛在河邊柳樹上；到降靈節那天，再把它們從樹上搖晃下來，掉進河裡，花環便散開來，像許多條蛇一樣漂流著，姑娘們也同時一邊漂流，一邊唱歌。
普寧驀地聯想到有那麼一段妙句，描寫得跟這種情景極其相似，可一時又記不起來，他只好在他那張索引卡片上注了一筆，又回過頭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