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寧在溫代爾學院任教的那八個年頭裡，幾乎每一學期——不是這個原因就是那個原因，主要是聲音的原故——都要換一換住所。如今在他的記憶里，那些房間累積起來，就像是在一個傢具店裡，不顧時間和空間的差別，在柔和的燈光下，把那些傢具胡亂攙和在一起展覽，一批扶手椅啦，床啦，燈啦，壁爐旁邊的擺設啦，花樣繁多，而店外則在下雪，暮色蒼茫，人們誰也不真正愛誰。他在溫代爾住過的一些房間比起他當年在紐約住宅區住的那間房看起來整潔多了，紐約那間房坐落在腫（中）央公園和黑（河）濱道之間的一個街區里，叫人難以忘懷的是路邊遍地的廢紙，那堆有人已經不留神踩了一腳的、清晰可見的狗屎，還有一個個使勁兒朝又高又黑的門廊台階扔球玩的、不知疲倦的男孩；甚至這間房在普寧的腦海里（一個小球還在彈跳回去）比他當年在中歐只拿南森護照時住的那個如今已經記不大清楚的老住所都確實要乾淨得多。
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普寧變得愛挑剔了，光有漂亮的擺設已經不夠了。溫代爾是個安靜的小城鎮，而溫代爾村坐落在山窪里則顯得更加清靜；可是普寧卻覺得住在哪兒都不夠靜謐。他在這兒開始生活時，住在學院為單身教師準備的、考慮得很周到的、備有傢具的宿舍里，自己有一套很不錯的房間，儘管有些由於群居而帶來的缺點（「普寧，來一盤乒乓球怎麼樣？」「我可不再玩小娃娃玩的玩意兒啦。」），一直住到一些工人來到這條街——普寧格勒，腦殼街——開始在路面上鑽洞時為止，因為他們鑽了又填，填了又鑽，一陣拉鋸似的邪惡的顫動，又是一陣令人驚奇的停頓，一連幹了好幾個星期，而且他們好像再也找不到那件錯埋了的寶貴工具似的。他又搬到溫代爾村那個著名的與世隔絕的公爵公寓里去住（為了把這兒那兒那些特殊的冒犯者挑出來罷了），租了一間討人喜歡的小房間，然而每天夜裡，樓上浴室里都有瀑布般嘩嘩放水的響聲和砰砰的關門聲，其間還有兩個長著雕像那種粗石腿的怪物會用重得叫人討厭的腳步走來走去——這種想像中的體態跟樓上實際住著的兩位鄰居的苗條身軀很難對得上號，原來他倆是美術系的斯塔爾夫婦（「我叫克里斯托弗，這是路易絲」），一對天使般溫柔的夫婦，都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肖斯塔科維奇 極感興趣。他又搬到一間更舒適的卧室兼書房的屋子裡去住——還是出租單個房間的公寓——沒人會撞進來要求免費上一堂俄語課。然而可怕的溫代爾冬天一開始，鋒利的無孔不人的風就從窗縫颼颼吹進來，甚至也從廁所抽水馬桶里竄出來，於是那間舒適的小屋就出現一連串瘋狂或邪門的事兒——普寧那個刷過銀漆的暖氣片會發出一種沒完沒了嗡嗡的音樂聲，或多或少還算是古典音樂。他想法用一塊毛毯把它蒙住，就好像它是個籠中的歌鳥，可是歌聲說什麼也不肯停下來，直到賽耶太太的老娘被送進醫院，在那兒歸了西之後，暖氣片才轉而發出加拿大人說的那種法國話。
他還試過別種類型的住所：私宅出租的房間，這類房間儘管在許多方面不盡相同（譬如，不是所有的都帶護牆板；有些上面是塗了白灰的，或者至少有一部分塗了白灰），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起居室里或者落地書櫃里必定有房龍 和克羅寧 醫師的大作；它們可能會被一堆雜誌，或者一些亮面厚實的歷史傳奇小說，或者甚至於某一位加奈特 夫人翻譯的著作隔開來（在這類住家裡，還肯定會在牆上某處掛有一幅圖盧茲-勞特累克 的招貼畫兒），但是你必定能發現房龍和克羅寧這一對作家彼此在交換親昵招呼的眼色，就像是兩個在熱鬧的宴會上相遇的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