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有一些可愛的女人，她們那碰巧又明亮又有模樣的眼睛，並不是在剎那間、也不是在羞答答的一瞥時馬上就叫我們動心，而是在這位無情的人兒不在場，而神奇的魅力依然存在，灼灼的目光始終在暗中儲存著，從而日積月累迸發出一陣熾烈的光芒，才叫我們動了心。不管麗莎·普寧，如今是麗莎·溫德，那雙眼睛是怎麼樣的，只要你冥思一想，它們就好像露出本質，寶石般水亮，然後茫然地閃著藍晶晶、水汪汪的光芒凝視著你，彷彿陽光和海水潑濺在你自己的眼眶裡似的。她的眼睛是透明的淡藍色，襯托著黑睫毛和粉紅眼角，兩邊還微微翹起，幾道微細的皺紋不太顯眼地扇形般展開。亮腦門上長著一頭深棕色頭髮，膚色白裡透紅，嘴唇上搽著淡淡的口紅，除了腳踝和手腕稍胖一點之外，她那種豐滿、活潑、天然、並不過分修飾的美態是無疵可尋的。
當時，普寧是個年輕有為的學者，她是條比現在更水亮的美人魚，性格上卻幾乎跟現在沒什麼兩樣，一九二五年前後，他倆在巴黎相遇。他蓄著稀稀拉拉的茶褐色鬍子（眼下要是不刮就會滋出豬鬃似的白鬍子碴兒——可憐的普寧，可憐患白化病的豪豬啊！），那兩撇苦行僧式的唇髭上面長著一個光溜溜的胖鼻子和兩隻天真的眼睛，活脫兒是個老派的俄羅斯知識分子體形上的完美代表。他在綠綠街阿克薩考夫研究所有個小差事，還在格萊賽街索爾·巴格羅夫開設的一家俄文書店裡兼差，就以此為生。麗莎·包果列波夫是一個醫學院學生，剛滿二十歲，穿著她那件黑色短絲上衣和裁縫做的裙子，顯得十分標緻，她已經在摩頓療養院工作，院長就是那位卓越而令人生畏的老太太蘿賽塔·斯通大夫，當今最具摧毀性的精神病學家之一；除此之外，麗莎還寫詩——主要是用那種吞吞吐吐的抑抑揚格寫；說真的，普寧就是在一些青年流亡詩人舉辦的文學晚會上頭一次跟她相遇的，他們都是在蒼白的、沒有歡樂的青年時期就離開了俄國，如今朗誦一些懷念故鄉的輓詩來敬獻給一個國家，這個國家對他們來說可比一件糟糕的流行玩具，一樣從閣樓里找到的小擺設，一個水晶球更有點意義，那個水晶球只要你一搖晃就會在裡面下一陣亮晶晶的小雪，落在硬紙殼做的一棵小樅樹和一個小房子上。普寧給她寫了一封情意綿綿的信——如今作為私人收藏被妥善保存——她流著自憐的眼淚看完它，那當兒她剛從一場服毒自殺中被搶救過來，原因是跟一位文人發生了一段相當愚蠢的戀愛，那人現在是——嗯，這兒就不必提他了。她的密友，五位化驗員，都說：「普寧嘛——好好，立刻就會有個娃娃呱呱落地。」
結婚幾乎沒有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惟一不同的是，她搬進了普寧那個骯髒的公寓。他繼續搞他的斯拉夫語研究，她呢，接著干她那種心理劇實驗 ，還有產卵似的寫詩，她的詩篇就跟復活節的彩色蛋似的，弄得到處都是，而且在那些描繪她要生的孩子、她想有的情人，以及聖彼得堡（無非是抄襲安娜·阿赫瑪托娃 的作品）的花紅柳綠的詩作中，每個語調，每個意象，每個隱喻都早已讓其他作詩的傢伙用過了。在捧她的人當中有一位銀行家是個直爽的藝術贊助人，他在那些流亡巴黎的俄國人里挑選了一位很有影響的文學評論家佐爾契科·烏蘭斯基，請他在「烏果樂克」餐館吃了一頓備有香檳的美宴，叫那個老小子在他專為一份俄文報紙撰寫的下一期專欄里好好捧捧麗莎的詩才，佐爾契科就從容不迫地把阿赫瑪托娃那頂桂冠戴在麗莎長著栗色鬈髮的腦袋上了，麗莎高興得淌下熱淚——簡直就跟當選的「密歇根小姐」或者「俄勒岡玫瑰皇后」一樣。不知內情的普寧把那段無恥吹捧的文章剪下來，摺疊好夾在自己那本正正經經的筆記本里，時常拿出來天真地念幾段給這位或那位感興趣的朋友聽，一直到後來那張剪報都給揉得又皺又臟才作罷。他對那些更嚴重的事情也毫不知情，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里的一天，他把那篇殘缺不全的評論文章貼在一本剪貼簿子里的時候，麗莎忽然從默頓打來電話說她將和一個了解她的「有機的自我」的男人到蒙彼利埃去，那人是埃里克·溫德大夫，因此她不再回到鐵莫菲身邊來了。一個不認識的紅頭髮法國女人前來把麗莎的東西取走了，還對他說，這下可好啦，你這個地窖里的耗子，往後不會再有任何可憐的妞兒taper dessus 啦一兩個月過後，溫德寄來一封略表同情和歉意的德語信，向lieber Herr Pnin 保證：他，溫德大夫，渴望同「那個走出你的生活圈子而進入我的生活圈子的女人」結婚。普寧當然會同意跟她離婚，就跟把他的生命奉獻給她一樣心甘情願，同時還獻上一些剪下來的濕漉漉的花枝，搭配著一點綠葉，還乾脆利落地包紮好，就像在陰雨連綿使鏡子發灰變綠的復活節期間泥土味兒很濃的花店裡做的那樣。但是，溫德大夫原來在南美已經有個老婆，她為人居心叵測，護照也是假的，在她自己的某些計畫尚無眉目之前，不願受到干擾。這期間，新世界也正在召喚普寧，他的一位好朋友康斯坦丁·沙多教授願意從紐約向他提供一切移居美國的幫助。普寧把他的計畫通知了溫德大夫，還給麗莎寄去流亡者辦的一種雜誌的最近一期，因為第二〇二頁上提到了她的大名。凡是持有歐洲官僚主義老爺發給（俄國流亡者類似假釋證那樣的）南森護照 的人，在申請離境時必然要遇到那幫老爺設置的種種障礙，就像得通過陰森森的地獄一般（這倒使蘇聯官方大為高興），普寧已經走通了地獄的一半，忽然在一九四〇年四月一個潮陰陰的日子裡，他的大門鈴聲大作，麗莎拖著疲憊的腳步，挺著一個小櫥櫃似的七個月身孕的大肚子，走了進來，累得直喘氣，她一邊摘掉帽子，踢掉鞋子，一邊聲稱全都鑄成大錯，從今以後她仍舊是普寧的忠實而合法的老婆，無論他到哪兒去——即使漂洋過海，她也準備追隨他到底。那一陣子，大概是普寧有生以來最幸福——一種持久的沉重而痛苦的幸福激情——的日子啦，於是他就加快步伐辦理簽證，準備行裝，一位又聾又啞的大夫給他進行體格檢查，用一個裝裝樣兒的聽診器放在普寧好幾件衣服上面聽聽他那跳得很不勻稱的心臟，那個在美國領事館工作的好心腸的俄國太太（我的一個親戚）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再加上到波爾多去的一段旅程，搭上那艘又漂亮又乾淨的遠洋輪船——這一切都帶有豐富的神話色彩。他不僅準備等孩子一生下來就作為自己的孩子來撫養，而且確實一心一意地巴望著那樣做，麗莎帶著滿意、不知怎的又有點像母牛那樣的表情聽他講解今後對孩子的教育計畫，因為他好像當真已經聽見嬰兒哇哇的哭聲和不久就會說出來的頭一句話。她素來愛吃糖衣杏仁，現在她可消耗掉驚人的數量（從巴黎到波爾多，一路上吃了兩磅），苦行僧式的普寧，晃晃腦袋，聳聳肩膀，喜悅而敬畏地瞧著她狼吞虎咽地貪吃；那些dragées 絲一樣滑溜的外衣，同她那綳得挺緊的皮膚、她的膚色和她那沒有縫隙的牙齒永遠印在他的腦子裡了。
叫人多少有點失望的是，她一上船，朝滔滔大海瞥了一眼，說聲「o izvinite（沒事可干）」，就立刻隱退到船艙里去了，在橫跨大西洋的那段行程中，她絕大部分時間都平躺在床上。同一卧艙里還有三位說話簡潔的波蘭人的三位碎嘴的老婆，那三個波蘭人——一名摔跤手，一個花匠，一位理髮師——又是普寧那間卧艙里的夥伴。第三天夜裡，麗莎早已睡下，普寧獨自閑坐在休息室里，這當兒一位前法蘭克福報紙編輯——一個身穿套頭高領毛衣和燈籠褲、囊眼泡、神情憂鬱的長者，建議跟他下盤棋，他愉快地接受了。兩人都不是下棋的好手，可又喜歡算得不準就大膽棄子，急赤白臉地想贏得勝利；對局時又被普寧那一嘴怪腔怪調的德語搞得挺活躍（「Wenn Sie so, dann ich so, und Pferd fliegt。」 ）。沒多久就湊過來另外一位旅客，說聲entschuldigen Sie ，他可以一旁觀戰嗎？接著就在他們身旁坐下。他長著一頭剪短的紅頭髮和兩道又長又淡、活像囊魚的睫毛，身穿一件襤褸的雙排扣上衣。不出一會兒，每當那位長者經過一番莊嚴的思考，猶豫不決地走了一步劣著，他就輕叫一聲，搖搖腦袋。最後，這位明明是專家且大有幫助的觀戰者，便不由自主地把他的同胞剛移動的一個卒子推回來，用顫巍巍的中指指著車——法蘭克福老頭兒已經把它橫衝直撞地闖入普寧防禦的胳肢窩下。我們的朋友當然輸了，他正要離開休息室，那位專家趕上前來，說聲entschuldigen Sie，他可不可以跟Herr Pnin 說會兒話？（「您瞧，我連您的大名都知道，」他舉起他那個很有用的中指，附加說明）——他提議兩人一塊兒到酒吧那兒去喝杯啤酒。普寧同意了，大酒杯子放在他倆面前時，這位彬彬有禮的陌生人又接著說：「生活就像下棋，分析一下一個人的動機和目的是大有好處的。上船那天，我像個頑皮的孩子。可是第二天早晨，我就開始害怕一位精明的丈夫——這絕不是恭維，而是經過深思熟慮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