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曉波
本書描寫的是一種感性的力量，一種超脫於視覺、聽覺、嗅覺、味覺和觸覺之外的感覺，這種「第六感」如果是在科幻電影中會被稱為「超能力」。電影《預見未來》中的尼古拉斯·凱奇便具有這樣的才華，他在某個下午邁入一家咖啡館，坐在寬大的落地玻璃窗前，因為他知道，他未來的愛人會在那個時候出現……而如果在現實世界裡，他又有可能被稱為「預言家」。中世紀的法國醫生諾查·丹瑪斯用艱澀難懂的長詩描繪了他設想中的未來世界，我們至今無法想像，為何他知道盛極一時的人類會迎來幾乎毀滅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不過，在本書中，這種感覺都出現在普通人身上，他們沒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也不會寫晦澀的詩歌，但他們卻都看到了常人沒能看到的世界，並以不可思議的毅力獲得了成功，他們是現代商業世界裡的佼佼者。在更多時候，這種「第六感」被稱為「信仰」，它在「事」過境遷後往往是可被觸摸與感知的，但在某些時刻卻只屬於我們中的一小部分人。因此，本書探索的是一群人在某些特定時刻的一種「信仰」，這種力量在他們通往成功的道路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今天，這種「時刻」又出現了。奧地利傳記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人類群星閃耀時》的開篇中這樣寫道：「一個真正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一個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刻出現以前，必然會有漫長的歲月無謂地流逝而去，在這種關鍵的時刻，那些平時慢慢悠悠次序發生和並列發生的事，都被壓縮在這樣一個決定一切的短暫時刻表現出來。這一時刻對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變的決定，它決定著一個人的生死、一個民族的存亡，甚至整個人類的命運。」各種企業的危機似乎就是這樣的「時刻」，在商業與這個世界緊密對接的時代里，「救世主」式的英雄已分解為無數平民，他們化身成商人、企業家或職業經理人，在危機時刻扭轉了一家家企業的命運，進而影響到這整個世界的行進軌跡。因此，本書中描繪的一個個「短暫時刻」，雖然沒有直接改變人類命運，但他們都以自己的方式影響著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
1985年，當時還只小有名氣的英特爾公司已瀕臨死亡，有一天，安迪·格魯夫在辦公室里，意志消沉地與英特爾公司的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官戈登·摩爾談論他們的困境。格魯夫順口問摩爾，如果他們倆都下台了，另選一名新總裁，他會採取什麼行動？摩爾猶豫了一下，答道：「他會放棄存儲器的生意。」之後，格魯夫目不轉睛地望著摩爾，問了一個歷史性的問題：「那你我為何不走出這扇門，然後自己動手呢？」這就是屬於英特爾公司的特定時刻，為了等待這一瞬間，格魯夫已在危機之中蟄伏了一年時間，在這漫長的煎熬中，只要有一點小小的放棄，都不會有日後製造微處理器的強大的英特爾公司。
格魯夫的故事只是本書的一個縮影，如果玫琳凱·艾施決定在第一任丈夫意外死亡後先醫治好心靈創傷，而不是在僅僅一個月後就讓公司按期開張，那我們在商場上可能永遠都找不到那些令女人美麗的玫琳凱化妝品；而如果馬雲在「非典」肆虐時選擇躲避風險，而不是「頂風作案」地推出淘寶，我們也一定看不到今天風生水起的個人電子商務平台；同樣，俞敏洪差點與在線培訓市場擦肩而過，柳傳志則可能迷失在品牌電腦的迷宮裡……這些人在抉擇之前，都站在有許多分岔的路口面前，並且在很多時候，那些被放棄的道路看起來更加合情合理。但他們最終都沒那麼做，歷史將他們帶到了今天。我們在本書中所做的，則是希望能找到他們走過的路徑，以及在那一時刻如此抉擇的原因。因此，閱讀此書時，你或許能從中找到一些經驗的價值。
下面分享一些我們的觀察。
今天，很多人都已相信：沒有一家百年企業能躲過大蕭條的洗禮，世外桃源從來都只是種美好的寄託。而比之殘酷的是：這只是一個單向的定論，因為即使走出大蕭條，企業依然可能走向消亡。通用汽車是飽經滄桑的美國百年公司，曾經取得的輝煌和地位今天依然令所有企業難望其項背。但就是這樣一家美國工業化的標誌性企業，卻也在最近這次金融危機的侵襲下，走向了破產深淵。通用不是第一出悲劇，也絕不會是最後一出，任何企業都可能在各種危機中突然窒息。
相較於通用汽車而言，本書中記錄的企業家都以成功者的姿態出現在歷史舞台上，至少現在是這樣。這也正是歷史殘酷的所在，儘管失敗者有時能給人更多的啟示，但歷史卻不會再給予他們機會，人們也總會將一切遺忘。而對於現存的企業家來說，如何保持前進的速度與節奏，如何對待每一次危機，如何面對未來的挑戰等這種對生存智慧的思考，可能會更加有價值。
於是，一個問題自然浮現：危機會以怎樣的方式到來？這是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因為危機無處不在，並且往往在以為最安全的時刻給予企業致命一擊，所以我們只能循著有限的規律摸索前行。
1900年，在汽車出現前，美國紐約每天要處理250萬磅馬糞、6萬加侖馬尿，而圍繞在這些數字之上的，是一個龐大的與馬有關的產業鏈，但是汽車的出現讓所有與馬有關的公司都快速消亡了。同樣，紙張的出現消滅了竹簡，電話讓電報和雞毛信進了博物館，即使到今天，因為互聯網的誕生，圖書館、集貿市場都邁入了夕陽產業的行列。這是一個很容易理解的事實，當一個新產品、新產業誕生時，巨大的機遇與危機總是相伴而生，是被淘汰還是引領發展，就要看你是否站在了新世界的一邊。頑固的柯達公司一直堅守在傳統膠捲的領域，卻沒有看到數碼的新世界正在離它越來越遠；而當英特爾公司流連於存儲器產業，並為此不願正視被日本公司侵吞了的空間時，它成為一個火山口的探險者，只有在它進入了微處理器產業後，它才算安全著陸。
不過，儘管有時候你站對了陣營，卻依然可能身處險境。最典型的案例是美國與日本的汽車產業。在20世紀50年代，「日本製造」是劣質品的代名詞，因此日本產的第一輛汽車在美國上市時因質量不合格而不得不退出市場。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高效美觀的日本汽車卻以復仇般的姿態重新進入了美國市場，而在此前的70多年時間裡，從1908年開始，美國一直是汽車產業的領頭人。隨後，克萊斯勒公司在1980年虧損17億美元，如果沒有聯邦借款早就破產了；其次是福特，虧損達到了15億美元。這也只能再次證明，商業世界裡沒有安全的孤島。
與此同時，當一家企業處於一個上升的產業中，並且正值壯大期時，如何保持合理的速度是一門走鋼絲的藝術。本書中的一些案例指向了不同的答案。富士康的郭台銘信奉「逆水行舟」的理論，他認為，當一家企業處於不景氣的狀態中時，它其實是處在逆水行舟的狀態，此時如果企業不能前進，就會後退。跟郭台銘持同樣觀點的是他的同鄉與前輩——已故的台塑集團董事長王永慶，這位能從「瘦鵝」中發現創業機遇的天才，也始終將「進步慢也是退步」作為自己的座右銘，並且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石油危機中展現了自己的經營藝術。
今天，站在王永慶與郭台銘對面的案例是馬雲與和田一夫，前者在創業初期經歷過冒險式的全球化戰略，卻在2000年時翻然醒悟，重新「回到中國」，由此催生了阿里巴巴令人艷羨的高速成長；而和田一夫則用他巴西分公司的破產，證明了一家企業不能過於追求高速發展。
郭台銘、王永慶與馬雲、和田一夫對立的理念，只能說明一個問題：企業所處的境況不同，對待危機的處理方法也會不同，永遠不會存在一個放之四海皆準的方法來解決危機。但重要的是，要去解決這些困難，而不是任由失敗繼續。這樣的判斷柳傳志會是認同的，他說：「每個人都面臨著失敗和挫折的可能，這是我們每個人人生經歷的一部分，我們必須堅持自己的目標，並且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動搖。」
本書記錄的企業家，有一位（王永慶）剛過世不久，最年輕的（丁磊）才38歲，他們的年代橫跨了漫長的三個世紀，他們所處的行業不盡相同，有的在IT業，有的則卧藏於傳統製造業，而在化工、服裝、食品、房地產這些五花八門的產業中也都留有他們的蹤影。這些落差與不同，註定了這群人會走入截然不同的困境。
在風雨飄搖的20世紀，共發生過兩次世界大戰、三次石油危機；美洲、亞洲、歐洲在不同時期都出現過大蕭條，自然災害、股災與流行病不時閃現，這些都像一個個幽靈，潛伏在經濟繁榮的背後，冷不丁地奪去諸多企業的生命。
對無時無刻都準備著接受危機的企業家們而言，在遇到經濟危機時，首先想到的往往會是節約成本與削減開支，裁員成為最常用的手段，但這卻是一把值得掂量的「雙刃劍」。1981年，剛剛成為通用電氣CEO的傑克·韋爾奇去考察通用電氣核部門，在發現了該機構臃腫後，韋爾奇舉起了裁員的大刀，在短短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