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馮侖
檢討背景：
2007年，萬通集團董事局主席馮侖迎來了49歲的生日，此時的他距離知天命的年紀已經很近了。16年前，從海南淘金回到北京的他創辦了北京萬通房地產公司，在他的潛心經營之下，萬通已經順利走上正規的發展道路，這樣的條件使得原本就有些才氣的馮侖，有精力來思考超越企業經營的事情。
馮侖的思考是深邃的，並且具有典型性——當一個企業發展到衣食無憂時，「它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便會成為浮出水面的自然問題。對馮侖來說，他是改革開放與「海南房地產熱」的直接受益者，因此，在這篇《跨越歷史的河流》中，他用飽含深情的筆墨，讚美了榮毅仁、王石等人的價值，也在行雲流水般的文字中，描繪了他所要尋找的方向。
其實在2007年，中國公司的環境正處於微妙的態勢，很多在2004年發生危機的企業此時多已塵埃落定，原本看不清的道路在這一年裡，忽然清晰起來。正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一直以來不斷在思考企業方向的馮侖找到了他久違的靈感，他在習慣性的時間裡，寫下了這篇令人深思的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馮侖以思考者的方式，被歷史記住——從2004年開始，他每年都會例行書寫的商業思考，成為中國企業家群落中難得的聲音：
2004年，他寫了《讓你的公司更「張藝謀」》；2005年，他寫了《決勝未來商業的四種力量》；2006年，他又寫了《傻根精神永放光芒》；直至2007年的這篇《跨越歷史的河流》，在他這條不斷流淌向未來的河流中，的確變得更加悠閑和深邃。
2006年，中國經濟持續向好，日前公布的數字表明整個國家的GDP已達到20萬億。2006年的增長速度繼續保持在10.5%的高位，更重要的是，從12月起WTO的過渡期已經結束，中國已向世界全面開放。這期間中國經濟社會不僅沒有被撕裂與衰退，相反越來越強大，和平崛起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與經濟繁榮相映襯的卻是政治上以陳良宇倒台為標誌的「肅貪反腐」聲浪迭起，波瀾有驚，特別是由貪官拔根帶泥拖出的一些民營企業又被全社會口誅筆伐。「原罪」和財富的合法性再度成為建立和諧社會的關注焦點。加之最近幾年以社會公平正義為導向的一系列強化社會財富再分配的政策，給原本已心存惶惑的民營資本又平添了許多憂愁。不少民營企業家都在問：我們是不是只能做小企業，發展大了是不是必然會碰到限制？我們究竟還有哪些發展空間？我們有沒有觸碰到制度和文化的天花板？
事實上，透過歷史來看，的確存在這樣一些真實的隱憂。過去100年來，民營資本的穩定持續發展從來沒有超過20年，單個民營企業，特別是比較有規模、有影響的民營企業的連續發展歷史幾乎沒有超過15年的。1927年到1937年曾經是民營資本發展的一個黃金時期，出現過一批像榮德生、周學熙等著名的私人企業和麵粉大王、紡織大王，這些企業若不是被後來的戰爭所阻隔，其中一些一定會成為世界500強企業。1949年之後，民營資本和民營企業逐漸退出經濟活動，直到1976年實行改革開放，才逐漸允許私人經商活動，即便如此，開始也僅僅是個體小商販，有小商人而無資本家，民營資本沒有明確的法律地位。直到1993年頒布了《公司法》之後，私人投資才堂而皇之地成為合法的資本活動，民族資本和民營企業才招幌扯帆、大行其道。從時間上看，我們今天風頭正勁的民營企業，其實正書寫著中國民營資本的新歷史，不斷打破和創造著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的新紀錄。因此，我們才必須思考，究竟是哪些深層次的東西阻礙了民營資本在中國土地上紮根和健康成長，除了橫亘在我們面前的時間河流，到底還有哪些我們必須跨越的政治、經濟或是社會文化的歷史河流？
不能迴避又如履薄冰的政商關係。
政商關係或者說民營企業與政府的關係、民營企業家與政治家的關係始終是致使民營資本陷落的布滿蒺藜的壕溝。從歷史上看，國有資本一直在中國佔據絕對的主導地位。政府對資源分配擁有絕對的權力，這種情形下，民營資本的趨利本能必然導致它與政府關係中的依附性、投機性和腐蝕性。
它附著在國有資本周圍巧取豪奪卻又時常進退失據，招致「嚴打」和「清理整頓」；它仰官員之鼻息以求利、投機取巧而又往往陷入政爭、淪為刀下下魚肉：
它時常拉官員下水，以錢謀利、錢權交易，卻又時常在腐蝕官員的同時給自己挖掘了墳墓。在這紛繁複雜的政商關係中，許多極富創造力或原有希望成為舉足輕重的民營企業中途夭折，遠的像胡雪岩，近的如周正毅、張榮坤。所以，民營企業要想尋求長生之道，跨越歷史河流，全面把握政商關係乃是當務之急。
政商關係說到底是企業與政府管理部門或管理體制的關係，企業家與政治家的關係，以及民營資本與國有資本之間的關係。要想理順這些關係，在過去100年的歷史中，甚至在最近28年的歷史當中，其實都不乏積極和正面的故事可資借鑒。
在企業與政府的關係方面，應當說萬科是一個成功的榜樣。萬科完全以民營企業的方式由創始人王石創辦起家，至今已有22年歷史，它不僅成功應對了經濟體制變革以來所有階段的政策與體制變化的挑戰，而且越來越穩健成熟，快速發展，始終保持行業的領先地位，進而成為全國最大的房地產公司。萬科的生存之道，王石稱之為「不行賄」和用國有製造業企業的管理方法建立有效的系統和體制，建立經理人文化，堅持培養經理人團隊。這些東西可以看成是守正出奇、陽光經營的價值觀的閃光，也可以看成是成熟的專業管理系統和團隊應對法制化和專業化的市場競爭與政府管理體制的成功對接。
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市場秩序在改革過程中沒有建立起來，法制不健全，企業和政府行為都不規範，政府管理部門的專業化能力相對低下，這時的動力、信息、資源和人才優勢統統在民營經濟、特別是那些極富雄心的創業領袖一邊，他們往往通過「搞掂」一兩個掌握重權的領導就能輕而易舉地打開體制缺口，截獲巨大的資源，形成爆髮式增長。即便東窗事發，也往往能夠輕易化解危機，逃過生死劫難。於是，便滋長了用錢開路、為所欲為的思維和行為模式。然而，最近幾年，市場經濟體制的法制化進程不斷加快和完善，政府管理部門不僅體系日益健全，而且專業化水平越來越高，資源、動力、信息、人才和專業化的優勢也明顯轉到政府一邊。因此，以投機和腐蝕幹部開路、靠某個人與體制博弈的時代已經過去。目前唯一能夠與現有體制長期共存和持續發展的方法，就是以組織對組織，以系統（機制）對系統（機制），以專業對專業，以人才對人才。換句話說，只有建立科學合理的治理結構，形成專業化的、有效的公司管理系統，才能穩健有效地與政府管理部門對接，獲取長期發展的市場資源和政府資源。萬科長期以來建立的規範化管理體系和職業經理人文化，恰好適應了政府管理體制和方法的這一積極變化，因此，路越走越寬，公司越辦越順。
企業家與政治家的關係隨時都考驗著企業家的智慧。在中國民營資本的發展歷史上，1949年前後各有一個成功的典範。一個是虞洽卿，他主要活躍於國民黨統治時期，早年從寧波跑到上海油漆行做學徒，在跑街中學會了做生意，先是做過一陣子洋人買辦，當過荷蘭銀行的總經理，後來自己經營企業，在上海灘的商界聲望極高，擔任過商會會長，人稱阿德叔。他的成功與其說是公司戰略正確、經營得法、管理有效，不如說他是當時商界唯一與獨裁者蔣介石有著莫逆之交、甚至幫蔣氏定天下的企業大佬。蔣介石出道前因為同鄉關係，曾寄居在虞家數月，其間不僅借其門路結識了黃金榮、杜月笙等顯赫人物，而且與同盟會的浙江同黨陳其美等人過從甚密，為後來追隨孫中山執掌黃埔軍校，最終統一中國奠定了人脈基礎。正是因為虞與蔣有這樣一層關係，虞的公司在民國時代一直順風順水，即使是抗戰時期，他仍壟斷著上海和重慶的所有物資運輸。虞最後因病去世，得以善終。
另一個成功者是榮毅仁。2005年11月3日，國家為榮毅仁舉行葬禮，他的遺體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同一天《福布斯》雜誌宣布榮毅仁之子榮智健成為新科中國首富。這一巧合揭示了中國民族資本家的又一生存智慧。早先榮家在抗戰之後，已被戰亂和官僚資本傾軋得四分五裂，榮毅仁歸國之後不久，中國共產黨就執掌了國家政權。榮毅仁在1956年帶頭響應黨的號召，將資產捐給政府，中國共產黨感念其誠意，讓他做了上海市副市長，之後又委任他為紡織部副部長。他與中共高層領導周恩來、陳毅和鄧小平都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不僅「文化大革命」期間得以幸免於難，「文化大革命」之後他又應鄧小平之邀出面創辦中國國際信託公司。當國家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