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認識李汝祺教授之前，就在他的未婚夫人江先群的梳妝台上看到他的照片了！
我是１９２６年從美國留學回來到母校北京燕京大學任教的。江先群也是同年來到燕大生物系任教，我們同是最年輕的教師，一下子就投到一起。我在《話說相思》那篇文章里，曾提到這一段：
「有一天一位女同事（我記得是生物系的助教江先群，她的未婚夫李汝祺先生，也是清華的學生，比文藻高兩班，那時他也在美國）悄悄地笑問我：『聽說你在班裡盡教學生一些香艷的詞曲，是不是你自己也在想念海外的那個人了。』」
大概是１９２７年，李汝祺教授也應聘到燕大任教，他們是在燕大校長住宅臨湖軒結的婚，我還做了伴娘。他們的新居在燕南園，是我常去的地方，我在以「男士」署名的《關於女人》那本書里有一篇《我的朋友的太太》中就描寫了他們的新居：
「我們被請去吃晚飯的那一晚，不過是他們搬入的一星期之後，那小小的四間房子，已經布置得十分美觀妥帖了。卧室是淺紅色的，淺紅色的窗帘、檯布、床單、地毯，配起簡單的白色傢具，顯得柔靜溫暖。書房是兩張大書桌子相對，中間一盞明亮的桌燈，牆邊一排的書架，放著許多書，以及更多的瓶子，裡面是青蛙、蒼蠅，還有各色各種不知名的昆蟲。
這屋子裡，傢具是淺灰色的，窗帘等等是綠色的。外面是客廳和飯廳打通的一大間，一切都是藍色的，色調雖然有深淺，而調和起來覺得十分悅目。」
以上都是實在的描寫。１９２９年，我的老伴吳文藻也來到燕大任教，我們是那年的６月１５日在燕大的臨湖軒結的婚，婚禮一切，都是江先群操辦的。我們的新居也在燕南園，從此十餘年中我們兩家往來無間，真是情如手足，我們的兒女們，也是彼此互稱為乾爹、乾媽。
「七·七事變」後，我們一家離開了燕大，到大後方的雲南大學去，但和他們仍常通消息，直到解放後１９５１年，我們從日本回來，文藻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學院，他們在北京大學，居處是遠些了，但我們仍時有來往。１９８０年我摔斷了右腿之後閉門不出，不參加一切社會活動了，但在８１年江先群病危之際，我還是扶病去看她一次，這就是我們的永別了！
１９８５年９月文藻也逝世了，我們兩家只有兒女們有時互訪。今年的４月４日李汝祺教授又棄我們而去。（關於他學術方面的成就，我是門外人，不能詳細地論贊。）照理說９５歲也算高齡了，但在他的老友心中，不能沒有悲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