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文學評論》多次催我寫「我和外國文學」，我才從頭憶起將近６０年的翻譯工作。
我和外國文學接觸得較早，首先是在我１１歲那年從山東煙台回到福建福州的老家，在我祖父的書桌上看到一本線裝小說，是林琴南老先生送我祖父的《茶花女遺事》，其中的人情世故，和我看過的《三國演義》，《水滸傳》等都大不相同，而且譯筆十分通暢有力。從那時起我就迷上了林譯小說，只要自己手裡有一點錢，便託人去買林譯小說來看。以後我進了中學和大學，上了英文課，能夠自己閱讀小說原文了，我卻覺得《湯姆叔叔的小屋》不如林譯的《黑奴籲天錄》，《大衛·考伯菲爾》不如林譯《塊肉餘生錄》那麼生動有趣：也許一來是「先入為主」，二來是中英文字上的隔膜。我的英文沒學好，看英文總是模模糊糊地如同霧裡看花一般。因此我從來不敢翻譯歐美詩人的詩，我總感到我的譯筆，寫不出或達不到他們的心靈深處。
但是，對於亞、非詩人的詩，我就愛看，而且敢譯，只要那些詩是詩人自己用英文寫的。除了遵從「上頭」的命令之外，我也從來不轉譯詩，我怕轉譯萬一有誤，我再把誤譯的譯了出來，我就太對不起原作者了。
我翻譯的第一部詩，是敘利亞的詩人紀伯倫的《先知》。
這本詩是我從一位美國朋友那裡看到的，那滿含著東方氣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麗的文辭，使我十分激動，我立刻把這本散文詩譯了出來。後來我又譯了他的另一本短詩《沙與沫》，內容也很精彩。
我的第二本譯詩，就是印度詩人泰戈爾的《吉檀迦利》（這本詩集中的第５１首，在印度獨立後被選為國歌）。它給我的感受同紀伯倫的《先知》一樣，只是泰戈爾比紀伯倫更多一些神秘的色彩。
我找出《冰心著譯選集》第三冊來看，一本６７７頁的譯詩中，只有兩首是西方人寫的，一首是美國杜波依斯的《迦納在召喚》，杜波依斯是美國的黑人，也是受壓迫的少數民族。
他在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２年曾兩度來到中國，他說：「黑色大陸可以從中國得到最多的友誼和同情。」
另一位是帕拉希米，是歐洲的阿爾巴尼亞人，是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員，也到過中國。我譯了他寫的一篇小說《巡邏》，講的是德國法西斯分子侵略阿爾巴尼亞時的故事。
總起來說吧，無論是敘利亞，印度，迦納，朝鮮（根據１９６３年朝鮮作家訪華代表團團長崔榮化提供的英文打字稿譯出的），尼泊爾和馬爾他的詩人的詩中，都充滿著強烈的愛國主義和憤怒反抗的呼吼，因為他們都受過或還受著西方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也正是為此，而特別得到解放前的我的理解和同情！１９９０年２月３日（本篇最初發表於《外國文學評論》１９９０年第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