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擷同志：
看了兩期的《民主》使我狂喜，我為我寫的那篇自卑的祝詞，感到羞愧！我居然發出了「我們辦得好這個刊物嗎？」
這種「世事洞明」「人情練達」的疑問！
對於許多的大塊文章，除了拜服之餘，我就不多說了，我只講幾篇使我特別感動的較短、較輕鬆的作品。
如第一期中柯靈的《倖存者的足跡》。夏衍同志是我的老朋友，他也送過我一本《懶尋舊夢錄》，我也細看了，知道了許多本來不知道的事，感觸也很深，但那些舊夢都已過去多年，不尋也罷。我倒是同意柯靈同志所說的：「我們期望能看到舊夢以後的新夢。」我想「新夢」定比「舊夢」難寫多了！
江北同志的《黑色的星期六》讀了使我淚下。正像胡耀邦同志夫人李昭所說的那樣，他「為黨為人民操勞了一生」。
我自己特別感受到的是他為千百萬個錯劃為右派的知識分子改正了冤假錯案，使這些本來就不被人重視而又打入地獄的臭老九，重見了天日！文章里有這麼一段；「從天安門到八寶山，１５，５里長的街道兩旁，到處擠滿了人，寬闊的十里長街，再一次記錄下一個悲哀的史實。」
這裡說的再一次，指的是上一次悲痛的「十里長街」，是１９７６年千千萬萬的人民，號哭著追送周恩來總理靈車的動人場面。這時我想：第三次這樣的「十里長街」，會什麼時候重新出現呢？
賀宛男同志的那篇《一個非黨副縣長的心裡話》，我想請同志們細細地去重讀一遍！為什麼一個「非黨」的副縣長，她要為民主政治爭氣，卻弄到了「欲干不能，欲罷難休」的痛苦境地？為什麼中青年非黨從政者中不少發出了「要從政，一定要入黨的聲音」。現在的中國的執政者，當然是共產黨，但是非黨人士不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嗎？為什麼只能「該握手時握手，該舉手時舉手，該拍手時拍手」呢？這是我們中國的公民們應該嚴肅地思考的問題。
金性堯同志的那篇《功臣不可為》是讀了故宮博物院印過的汪景祺的《讀書西征堂隨筆》里談到的一些「功高震主」而不得善終的事實。使我想到那個「主」，所關心的只是自己的權利，而不是人民的好處，所以「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是古來梟「主」心中不易的真理，從近代的世界史看來，又何嘗不是如此！
在第二期的《民主》里有徐章英的《關於教育問題的某些思考》也值得細讀。這裡我只引用文章里一段「老調」，就是每次領導上做「政治報告」，必有一句：「百年大計，教育為本」，但是在分配「經費」時，卻總是「一工交，二財貿，剩下多少給文教」。這是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呢，中國的公民們也要弄個明白。
最後我要提到趙麗宏同志的「島人筆記」——趙麗宏同志也是民進會員，這使我十分高興——我在《散文選刊》上已看到了《花痴》和《秘方》兩篇，而在《民主》第二期上我居然能看到那篇舉發性的《友尊》！一個博物館警衛居然變成了博物館革委會主任。他和四人幫時期的康生一樣，「都是抄家物資，凡是有點古氣的，都集中在我這裡了」，「由我一人掌管，旁人不得過問」，驕橫之氣，使人髮指！這使我想到至今還沒有下落的我的被紅衛兵們抄去的郭老、茅公和老舍先生夫婦送我的字、畫、扇子等等……啟擷同志，回到《民主》這本刊物的編輯工作罷，我佩服你們年輕人的勇氣。正如你說的「……既已辦了，就要敢說敢言，反正我也無烏紗帽，不怕承擔風險……」
我也沒有烏紗帽，但是我老了。
毛主席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民主》的年輕編輯們，當以此為座右銘！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３０日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