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我的三個弟弟
我和我的弟弟們一向以弟兄相稱。他們叫我「伊哥」（伊是福州方言「阿」的意思）。
這小名是我的父母親給我起的，因此我的大弟弟為涵小名就叫細哥（「細」是福州方言「小」的意思），我的二弟為傑小名就叫細弟，到了三弟為楫出生，他的小名就只好叫「小小」了！
說來話長！我一生下來，我的姑母就拿我的生辰八字，去請人算命，算命先生說：「這一定是個男命，因為孩子命裡帶著『文曲星』，是會做文官的。」算命紙上還寫著有「富貴逼人無地處，長安道上馬如飛」。這張算命紙本來由我收著，幾經離亂，早就找不到了。算命先生還說我命里「五行」缺「火」，於是我的二伯父就替我取了「婉」的大名，「婉」
是我們家姐妹的排行，「」字上面有兩個「火」字，以補我命中之缺。但祖父總叫我「官」，和我的堂兄們霖官、儀官等一樣，當做男孩叫的。而且我從小就是男裝，一直到一九一一年，我從煙台回到福州時，才改了女裝。伯叔父母們叫我「四妹」，但「官」和「伊哥」的稱呼，在我祖父和在我們的小家庭中，一直沒改。
我的三個弟弟都是在煙台出生的，「官」字都免了，只保留福州方言，如「細哥」、「細弟」等等。
我的三個弟弟中，大弟為涵是最聰明的一個，十二歲就考上「唐山路礦學校」的預科（我在《離家的一年》這篇小說中就說的是這件事）。以後學校遷到北京，改稱「北京交通大學」。他在學校里結交了一些愛好音樂的朋友，他自己課餘又跟一位義大利音樂家學小提琴。我記得那時他從東交民巷老師家回來，就在屋裡練琴，星期天他就能繼續彈奏六七個小時。他的朋友們來了，我們的西廂房裡就弦歌不斷。他們不但拉提琴，也彈月琴，引得二弟和三弟也學會了一些中國樂器，三弟嗓子很好，就帶頭唱歌（他在育英小學，就被選入學校的歌詠隊），至今我中午休息在枕上聽收音機的時候，我還是喜歡聽那高亢或雄渾的男歌音！
涵弟的音樂愛好，並沒有干擾他的學習，他尤其喜歡外語。一九二三年秋，我在美國沙穰療養院的時候，就常得到他用英文寫的長信。病友們都奇怪說：「你們中國人為什麼要用英文寫信？」我笑說：「是他要練習外文並要我改正的緣故。」
其實他的英文在書寫上比我流利得多。
一九二六年我回國來，第二年他就到美國的賓夕法尼亞大學，去學「公路」，回國後一直在交通部門工作。他的愛人楊建華，是我舅父楊子敬先生的女兒。他們的婚姻是我的舅舅親口向我母親提的，說是：「姑做婆，賽活佛。」照現在的說法，近親結婚，生的孩子一定痴呆，可是他們生了五個女兒，卻是一個賽似一個地聰明伶俐。（涵弟是長子，所以從我們都離家後，他就一直和我父親住在一起。）至今我還藏著她們五姐妹環繞著父親的一張相片。她們的名字都取的是花名，因為在華妹懷著第一個孩子時，我父親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老人遞給他一張條子，上面寫著「文郎俯看菊陶仙」，因此我的大侄女就叫宗菊。「宗」
字本來是我們大家庭里男孩子的排行，但我父親說男女應該一樣。後來我的一個堂弟得了一個兒子，就把「陶」字要走了，我的第二個侄女，只好叫宗仙。以後接著又來了宗蓮和宗菱，也都是父親給起的名字。當華妹又懷了第五胎的時候，她們四個姐妹聚在一起禱告，希望媽媽不要生個男兒，怕有了弟弟，就不疼她們了。宗梅生後，華妹倒是有點失望，父親卻特為宗梅辦了一桌滿月酒席，這是她姐姐們所沒有的，表示他特別高興。因此她們總是高興地說：「爺爺特別喜歡女孩子，我們也要特別爭氣才行！」
一九三七年，我和文藻剛從歐洲回來，「七七」事變就發生了。我們在燕京大學又呆了一年，就到後方雲南去了。我們走的那一天，父親在母親遺像前燒了一炷香，保佑我們一路平安。那時傑弟在南京，楫弟在香港，只有涵弟一人到車站送我們，他仍舊是淚汪汪地，一語不發，和當年我赴美留學時一樣，他沒有和傑、楫一道到車站送我，只在家裡窗內淚汪汪地看著我走。我永遠也忘不了那一對傷離惜別的悲痛的眼睛！
我們離開北京時，倒是把文藻的母親帶到上海，讓她和文藻的妹妹一家住在一起。那時我們對雲南生活知道的不多；更不敢也不能拖著父親和涵弟一家人去到後方，當時也沒想到抗戰會抗得那麼長，誰知道匆匆一別遂成永訣呢？！
一九四○年，我在雲南的呈貢山上，得到涵弟報告父親逝世的一封信，我打開信還沒有看完，一口血就湧上來了！
不敢說的……誰也想不到他走的那樣快……大人說：「伊哥住址是呈貢三台山，你能記得嗎？」我含淚點首……晨十時德國醫陳義大夫又來打針，大人喘仍不止，稍止後即告我：
「將我的病況，用快函寄上海再轉香港和呈貢，他們三人都不知道我病重了……」這時大人面色蒼白，汗流如雨，又說：「我要找你媽去！」……大人表示要上床睡，我知道是那兩針嗎啡之力，一時房中安靜，窗外一滴一滴的雨聲，似乎在催著正在與生命掙扎的老父，不料到了早晨八時四十五分，就停了氣息……我的血也冷了，不知是夢境？是幻境？最後責任心壓倒了一切，死的死了，活的人還得活著干……他的第二封信，就附來一張父親靈堂的相片，以及他請人代擬的文藻吊我父親的輓聯：
本是生離，竟成死別，深閨何以慰哀思信里還說「聽說你身體也不好，時常吐血，我非常不安……弟近來亦常發熱出汗，疲弱不堪，但不敢多請假，因請假多了，公司將取消食糧配給……華妹一定要為我訂牛奶，勸我吃雞蛋，但是耗費太大，不得不將我的提琴託人出售，因為家裡已沒有可賣之物……一切均虧得華妹操心，這個家真虧她維持下去……孩子們都好，都知吃苦，也都肯用功讀書，堪以告慰，但願有一天苦盡甜來……」
這是涵弟給我的末一封信了。父親是一九四○年八月四日八時四十五分逝世的。涵弟在敵後的一個公司里又挨了四年，我也總找不到一個職業使他可以到後方來。他貧病交加，於一九四四年也逝世了！他最愛的也是最聰明的女兒宗蓮，就改了名字和同學們逃到解放區去，其他的仍守著母親，過著極其艱難的日子……我的這個最聰明最盡責、性情最沉默、感情最脆弱的弟弟，就這樣在敵後勞苦抑鬱地了此一生！
關於能把三個弟弟寫在一起的事：就是他們從小喜歡上房玩。北京中剪子巷家裡，緊挨著東廂房有一棵棗樹，他們就從樹上爬到房上，到了北房屋脊後面的一個旮旯里，藏了許多他們自製的玩藝兒，如小鉛船之類。房東祈老頭兒來了，看見他們上房，就笑著嚷：「你們又上房了，將來修房的錢，就跟你們要！」
還有就是他們同一些同學，跟一位打拳的老師學武術，置辦一些刀槍劍戟，一陣亂打，以及帶著小狗騎車到北海泅水、划船，這些事我當然都沒有參加。
其實我在《關於女人》那一本書里，雖然說的是我的三位弟婦，卻已經把我的三個弟弟的性情、愛好等等都已經描寫過了。不過《關於女人》是寫在一九四三年，對於大弟只寫了他戀愛、婚姻一段，對於二弟、三弟就寫得多一些。
二弟為傑從小是和我在一床睡的。那時父親帶著大弟，母親帶著小弟，我就帶著他。弟弟們比我們睡得早，在里床每人一個被窩桶，晚飯後不久，就鑽進去睡了。為傑和一般的第二個孩子一樣，總是很「乖」的。他在三個弟兄里，又是比較「笨」的。我記得在他上小學時，每天早起我一邊梳頭，一邊聽他背《孟子》，什麼「泄泄猶沓沓也」，我不知道這是《孟子》中的哪一章？哪一節？也許還是「注釋」，但他嗚咽著反覆背誦的這一句書，至今還在我耳邊震響著。
他的功課總是不太好，到了開初中畢業式那天，照例是要穿一件新的藍布大褂的，母親還不敢先給他做，結果他還是畢業了。可是到了高中，他一下子就躥上來了，成了個高材生。一九二六年秋他考上了燕京大學，正巧我也回國在那裡教課，因為他參加了許多課外活動，我們接觸的機會很多。
有一次男生們演話劇「咖啡店之一夜」，那時男女生還沒有合演，為傑就擔任了女服務員這一角色。他穿的是我的一套黑綢衣裙，頭上扎個帶褶的白紗巾，繫上白圍裙，台下同學們都笑說他像我。那年冬天男女同學在未名湖上化裝溜冰，他仍是穿那一套衣裳，手裡捧著紙做的杯盤，在冰上旋舞。
一九二九年我同文藻結婚後，我們有了家了，他就常到家裡吃飯，他很能吃，也不挑食。一九三○年秋我懷上了吳平，害口，差不多有七個月吃不下東西。父親從城裡送來的新鮮的蔬菜水果，幾乎都是他吃了。甚至在一九三一年二月我生吳平那一天，我從產房出來，看見他在病房等著我，房裡桌上有一杯給產婦吃的冰淇淋，我實在太累了，吃不下，沖他一努嘴，他就捧起杯來，臉朝著牆，一口氣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