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我的老伴——吳文藻（之一）
我想在我終於投筆之前，把我的老伴——和我共同生活了五十六年的吳文藻這個人，寫了出來，這就是我此生文字生涯中最後要做的一件事，因為這是別人不一定會做、而且是做不完全的。
這篇文章，我開過無數次的頭，每次都是情感潮湧，思緒萬千，不知從哪裡說起！最後我決定要穩靜地簡單地來述說我們這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共同度過的、和當時全國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的「平凡」生活。
今年一月十七大霧之晨，我為《婚姻與家庭》雜誌寫了一篇稿子，題目就是《論婚姻與家庭》。我說：
有了健全的細胞，才會有一個健全的社會，乃至一個健全的國家。
家庭首先由夫妻兩人組成。
夫妻關係是人際關係中最密切最長久的一種。
夫妻關係是婚姻關係，而沒有戀愛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戀愛不應該只感情地注意到「才」和「貌」，而應該理智地注意到雙方的「志同道合」
（這「志」和「道」包括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等等），然後是「情投意合」
（這「情」和「意」包括生活習慣和愛好等等）。
在不太短的時間考驗以後，才能考慮到組織家庭。
一個家庭對社會對國家要負起一個健康細胞的責任，因為在它周圍還有千千萬萬個細胞。
一個家庭要長久地生活在雙方人際關係之中，不但要撫養自己的兒女，還要奉養雙方的父母，而且還要親切和睦地處在雙方的親、友、師、生之中。
婚姻不是愛情的墳墓，而是更親密的、靈肉合一的愛情的開始。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是中國人民幾千年智慧的結晶。
人生的道路，到底是平坦的少，崎嶇的多。
在平坦的路上，攜手同行的時候，周圍有和暖的春風，頭上有明凈的秋月。兩顆心充分地享受著寧靜柔暢的「琴瑟和鳴」的音樂。
在坎坷的路上，扶掖而行的時候，要堅忍地咽下各自的冤抑和痛苦，在荊棘遍地的路上，互慰互勉，相濡以沫。
有著忠貞而精誠的愛情在維護著，永遠也不會有什麼人為的「劃清界線」，什麼離異出走，不會有家破人亡，也不會教育出那種因偏激、怪僻、不平、憤怒而破壞社會秩序的兒女。
人生的道路上，不但有「家難」！而且有「國憂」，也還有世界大戰以及星球大戰。
但是由健康美滿的戀愛和婚姻組成的千千萬萬的家庭，就能勇敢無畏地面對這一切！
我接受寫《論婚姻與家庭》這個任務，正是在我沉浸於懷念文藻的情緒之中的時候。我似乎沒有經過構思，握起筆來就自然流暢地寫了下去。意盡停筆，從頭一看，似乎寫出了我們自己一生共同的理想、願望和努力的實踐，寫出了我現在的這篇文章的骨架！
以下我力求簡練，只記下我們生活中一些有意義和有趣的值得寫下的一些平凡瑣事吧。
話還得從我們的萍水相逢說起。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七日，美國郵船傑克遜號，從上海啟程直達美國西岸的西雅圖。這一次船上的中國學生把船上的頭等艙位住滿了。其中光是清華留美預備學校的學生就有一百多名，因此在橫渡太平洋兩星期的光陰，和在國內上大學的情況差不多，不同的就是沒有課堂生活，而且多認識了一些朋友。
我在貝滿中學時的同學吳摟梅——已先期自費赴美——寫信讓我在這次船上找她的弟弟、清華學生——吳卓。我到船上的第二天，就請我的同學許地山去找吳卓，結果他把吳文藻帶來了。問起名字才知道找錯了人！那時我們幾個燕大的同學正在玩丟沙袋的遊戲，就也請他加入。以後就倚在船欄上看海閑談。我問他到美國想學什麼？他說想學社會學。他也問我，我說我自然想學文學，想選修一些英國十九世紀詩人的功課。他就列舉幾本著名的英美評論家評論拜倫和雪萊的書，問我看過沒有？我卻都沒有看過。他說：「你如果不趁在國外的時間，多看一些課外的書，那麼這次到美國就算是白來了！」他的這句話深深地刺痛了我！我從來還沒有聽見過這樣的逆耳的忠言。我在出國前已經開始寫作，詩集《繁星》和小說集《超人》都已經出版。這次在船上，經過介紹而認識的朋友，一般都是客氣地說「久仰、久仰」，像他這樣首次見面，就肯這樣坦率地進言，使我悚然地把他作為我的第一個諍友、畏友！
這次船上的清華同學中，還有梁實秋、顧一樵等對文藝有興趣的人，他們辦了一張《海嘯》的牆報。我也在上面寫過稿，也參加過他們的座談會。這些事文藻都沒有參加，他對文藝似乎沒有多大的興趣，和我談話時也從不提到我的作品。
船上的兩星期，流水般過去了。臨下船時，大家紛紛寫下住址，約著通信。他不知道我到波士頓的威爾斯利女子大學研究院入學後，得到許多同船的男女朋友的信函，我都只用威校的風景明片寫了幾句應酬的話回覆了，只對他，我是寫了一封信。
他是一個酷愛讀書和買書的人，每逢他買到一本有關文學的書，自己看過就寄給我。我一收到書就趕緊看，看完就寫信報告我的體會和心得，像看老師指定的參考書一樣的認真。
老師和我作課外談話時，對於我課外閱讀之廣泛，感到驚奇，問我是誰給我的幫助？我告訴她，是我的一位中國朋友。她說：「你的這位朋友是個很好的學者！」這些事我當然沒有告訴文藻。
我入學不到九個星期就舊病——肺氣支擴大——複發，住進了沙穰療養院。那時威校的老師和中、美同學以及在波士頓的男同學們都常來看我。文藻在新英格蘭東北的新罕布希州的達特默思學院的社會學系讀三年級——清華留美預備學校的最後二年，相當於美國大學二年級——新罕布希州離波士頓很遠，大概要乘七八個小時的火車。我記得一九二三年冬，他因到紐約度年假，路經波士頓，曾和幾位在波士頓的清華同學來慰問過我。一九二四年秋我病癒復學。一九二五年春在波士頓的中國學生為美國朋友演《琵琶記》，我曾隨信給他寄了一張入場券。他本來說功課太忙不能來了，還向我道歉。但在劇後的第二天，到我的休息處——我的美國朋友家裡——來看我的幾個男同學之中，就有他！
一九二五年的夏天，我到綺色佳的康耐爾大學的暑期學校補習法文，因為考碩士學位需要第二外國語。等我到了康耐爾，發現他也來了，事前並沒有告訴我，這時只說他大學畢業了，為讀碩士也要補習法語。這暑期學校里沒有別的中國學生，原來在康耐爾學習的，這時都到別處度假去了。綺色佳是一個風景區，因此我們幾乎每天課後都在一起遊山玩水，每晚從圖書館出來，還坐在石階上閑談。夜涼如水，頭上不是明月，就是繁星。到那時為止，我們信函往來，已有了兩年的歷史了，彼此都有了較深的了解，於是有一天在湖上划船的時候，他吐露了願和我終身相處。經過了一夜的思索，第二天我告訴他，我自己沒有意見，但是最後的決定還在於我的父母，雖然我知道只要我沒意見，我的父母是不會有意見的！
一九二五年秋，他入了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離波士頓較近，通信和來往也比較頻繁了。
我記得這時他送我一大盒很講究的信紙，上面印有我的姓名縮寫的英文字母。他自己幾乎是天天寫信，星期日就寫快遞，因為美國郵局星期天是不送平信的，這時我的宿舍里的舍監和同學們都知道我有個特別要好的男朋友了。
一九二五年冬，我的威校同學王國秀，畢業後升入哥倫比亞大學的，寫信讓我到紐約度假。到了紐約，國秀同文藻一起來接我。我們在紐約玩得很好，看了好幾次莎士比亞的戲。
一九二六年夏，我從威校研究院取得了碩士學位，應邀回母校燕大任教。文藻寫了一封很長的信，還附了一張相片，讓我帶回國給我的父母。我回到家還不好意思面交，只在一天夜裡悄悄地把信件放在父親床前的小桌上。第二天，父母親都沒有提到這件事，我也更不好問了。
一九二八年冬，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得了博士學位，還得到哥校「最近十年內最優秀的外國留學生」獎狀。他取道歐洲經由蘇聯，於一九二九年初到了北京。這時他已應了燕大和清華兩校教學之聘，燕大還把在燕南園興建的一座小樓，指定給我們居住。
那時我父親在上海海道測量局任局長。文藻到北京不幾天就回到上海，我的父母很高興地接待了他，他在我們家住了兩天，又回他江陰老家去。從江陰回來，就在我家舉行了簡單的訂婚儀式。
年假過後，一九二九年春，我們都回到燕大教學，我在課餘還忙於婚後家庭的一切準備。他呢，除了請木匠師傅在樓下他的書房的北牆，用木板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大書架之外，只忙於買幾張半新的書櫥，卡片櫃和書桌等等，把我們新居的布置裝飾和庭院栽花種樹，全都讓我來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