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曉波
1978年11月27日，中國科學院計算所34歲的工程技術員柳傳志按時上班，走進辦公室前他先到傳達室拎了一把熱水瓶，跟老保安開了幾句玩笑，然後從寫著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當日的《人民日報》，一般來說他整個上午都將在讀報中渡過。二十多年後，他回憶說：
「記得1978年前後，我第一次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一篇關於如何養牛的文章，讓我激動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以來，報紙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鬥爭，全是社論。在當時養雞、種菜全被看成是資本主義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報》竟然登載養牛的文章，氣候真是要變了！」
從現在查閱的資料看，日後創辦了赫赫有名的聯想集團的柳傳志可能有點記憶上的差失。因為在已經泛黃的1978年《人民日報》中，並沒有如何養牛的文章，而有一篇科學養豬的新聞。在這天報紙的第三版上，有一篇長篇報道「群眾創造了加快養豬事業的經驗」，上面細緻地介紹了廣西和北京通縣如何提高養豬效益的新辦法，如「交售一頭可自宰一頭」、「實行公有分養的新辦法」等等。柳傳志看到的應該是這一篇新聞稿。
不過，是養牛還是養豬似乎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舉國之內，確有一批象柳傳志這樣的人「春江水暖鴨先知」，他們在這個寒意料峭的早冬，感覺到了季節和時代的變遷。
在這一部企業史的前半段中，如果要有一個「男主角」的話，那他就應該是鄧小平。
1997年，鄧小平去世時，他被官方和民間公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這個稱號似乎寓示中國變革是一場有圖紙、有操作程序的工程，但歷史卻好象並不如此，至少在企業史上並不如此。我們日後便可以發現，中國企業的成長演進和變革邏輯是經濟要素不斷開放過程中的利益博弈的結果。客觀的說，鄧小平奠定了中國變革的思想基礎，並在他掌控的時間裡主導了整場變革的節奏。這個小個子的四川人有驚人的堅忍力和洞察一切的政治決斷力，據親近的人回憶，當面臨重大決定時，他喜歡一個人坐在屋子裡默默地抽熊貓牌香煙，（他只抽上海捲煙廠生產的這個焦油含量很低的品牌煙，直到今天，熊貓煙還是中國售價最貴的香煙），當他作出某種決策後，卻很少有人能夠變更它。
1978年，是鄧小平真正主導中國命運的元年。在3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他當選為國家主席。
10月22日，在國內掀起了「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思想熱浪之後，鄧小平出訪日本。在此次訪問中，走訪日本公司是他出行的重要事項之一。
他先是參觀了東京的新日鐵公司和日產汽車公司。在日產的一個汽車廠里，他一言不發地走過一條長長的生產線，到了盡頭他說，「我發現了，人家的勞動生產率是我們長春第一汽車公司的幾十倍。我知道了，這就叫現代化。」在大阪考察時，他專程去了松下電器公司的茨木工廠，在那裡，翹首等待他的是另一位亞洲傳奇人物，松下公司創始人、被尊稱為「日本經營之神」的八十三歲的松下幸之助。
據《讀賣新聞》的報道，鄧小平參觀松下電器展覽室時，講解員把一盤燒麥用微波爐加熱後，請鄧小平觀看，誰都沒有想到，鄧拿起一個燒麥看了一下放到嘴裡，令人們大吃一驚。他邊吃邊說：味道不錯，微波爐很好。這一幕事先誰都沒有想到。鄧小平對松下的此次考察，給83歲高齡的松下幸之助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促使老人開始思考松下公司的中國攻略。
前日本駐華大使中江要介在《鄧小平讓中國富起來》的回憶文章中記錄了鄧小平訪日的另一個細節：中江在陪同途中問鄧小平對日本的什麼感興趣，鄧小平說中國老百姓冬天使用煤球，時常發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他想知道日本有沒有不產生一氧化碳的煤球。
訪日之後，鄧小平旋訪新加坡。李光耀在《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一書中回憶了這段經歷。李光耀對鄧小平印象深刻，以致他在書中寫道：「鄧小平是我所見過的領導人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儘管他只有5英尺高，卻是人中之傑。雖已年屆74歲，在面對不愉快的現實時，他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想法。」
這些細節，在1978年的新聞報道中被淹沒，人們只關注和稱頌鄧小平出訪的種種政治意義，卻沒有發現他其實已經在為中國日後的經濟制度改革汲取經驗。鄧小平是一個深思而行慎的人，當他提出某一個主張的時候，便表明他已經對此深思熟慮。在年底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突然提出了一個新的理論：「讓一部分城市先富起來」。他當時一口氣列舉了十來個城市，第一個就是深圳。
當時在座做記錄的經濟學家于光遠回憶說，鄧小平提到的是「深圳」，而不是人們常說的「寶安」，還列舉了為什麼深圳可以先富起來的理由，可見鄧小平注意深圳很久了，而且進行了深入的思考。1979年3月，深圳經濟特區成立。
1978年底，美國《時代周刊》將鄧小平評為「《時代》年度人物」（Man Of The Year）。這家在國際上影響重大的周刊用整整48頁的系列文章介紹了年度人物鄧小平和打開大門的中國，其開篇之作的標題是：《新中國的夢想家》（Visionary of a New a）
鄧小平當上政協主席後，主持的第一個大會是「全國科學大會」。在大會上，他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論斷。當年，共有6000人參加了這次科學大會，其中僅有150多人在35歲以下，在大會的後排，坐著一位名叫任正非的33歲的青年人，他是解放軍派來的代表，他因為剛剛獲得了全軍技術成果一等獎而意外地得此殊榮，此刻他正在為父親的平反以及自己能否入黨而發愁，而他不會料到的是，再過十年他將漂泊到南方的深圳，以微不足道的2萬元創辦一家叫做華為的電子公司，然後，這家公司將以其嚴苛的軍事化管理和犀利的底價戰略迅速崛起，並讓全世界的同行們深感頭痛。
科學大會後，國家在科研和教育方面的改革速度明顯加快了。4月，教育部決定恢複和增設55所高等院校，其中包括著名的暨南大學等，很快，恢複全國統一高考的消息傳遍大江南北。
教育部公布的數據是，1978年全國高考610萬人報考，錄取40.2萬人。
翻閱這一年「全國高等學校統一招生語文試卷」，第一部分是給一段文字加上標點符號，而第一題就跟經濟有關：
（1）實現機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機械化機械化不是一口氣吹出來的要經過一番艱苦奮戰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要肅清他們的流毒促進人們的思想革命化一個軟懶散的領導班子是挑不起這付重擔的。
這是當時最主流的價值觀：思想的解放和對左傾的、僵化教條主義的餘毒肅清是經濟進步最首要的前提。從這裡，後來的人們可以發現，在1978年，追求經濟成長是一個多麼讓人戰戰兢兢的事業。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一旦噴涌，40餘萬人眾里怎麼可能沒有龍虎之士。
在遼寧，瀋陽鐵路局當工人的馬蔚華考入吉林大學經濟系國民經濟管理專業，11年後他出任招商銀行總行行長；杭州出生的張征宇考上了北京工業學院（後更名為北京理工大學），他一直讀到博士畢業，1987年自創公司，後來做出第一代PDA掌上電腦「商務通」；北京176中學的青年老師段永基考上北京航空學院的研究生，六年後創辦四通公司，後來成為北京中關村的風雲人物。在四川，劉永行三兄弟參加了77年的高考，都上了分數線但是因為「出身成份」不好而沒有被錄取，兄弟三個一怒之下辦起了一個小小的養殖場，二十年後他們成為當時的「中國首富」。
跟全國所有的大學一樣，廣州的華南工學院(1988年改名為華南理工大學)也迎來了恢複高考後的第一批學生，無線電班的教室里濟濟一堂，學生們都用好奇的眼光大量彼此，他們中間年紀最大的已經40歲，名叫陳偉榮，來自廣東羅定縣，最小的有兩個18歲的，一個是剛剛到海南五指山下鄉就參加高考的黃宏生，還有一個是從惠州考上來的李東生，他們的同學後來回憶說，「陳偉榮最老成，是全班的老大哥，在學校里沒有少照顧他的學弟們，黃宏生是穿著露出大腳拇指的解放鞋走進教室的，他是班長，在四年時間他幾乎全部泡在了圖書館，李東生是班上的學習委員，他性格很內向，平時不太愛和其他同學玩，特別是見到女生還會臉紅，因此一些女同學畢業時還不太叫得清他的名字。」這三個人，日後分別創辦了康佳、創維和TCL三家彩電公司，極盛之時，這三家公司的彩電產量佔到全國總產量的40％。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知識青年，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