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中國的商業思想家
文/程東升
轉眼，《華為真相》出版已近兩年了，期間，有很多朋友追問我為什麼要弄這樣一本書，我一直沒有機會很好的說明，今受吳曉波先生囑咐，對該書背景作個回顧。
剛開始是華為獨特的存在方式吸引了我們，比如高薪、企業文化、比如異常低調而讓人感到神秘，這個時候我純粹是因好奇而關注華為的。但當我更深入的了解它以後，發現這個企業值得研究，我就開始探討它發展壯大的內在規律，以期對中國企業的成長有所幫助。在當時，關於中國本土企業，尤其是民營高科技企業管理案例研究的書並不多見，充斥書店的多是諸如《松下幸之助》之類的外國案例。發現和總結中國民營高科技企業的成長經驗，成為我開始這項工作的初衷。當然，作為一家發展迅猛且尚處於成長期的企業，有一些不足甚至弊端並不足為怪，發現和總結這些弊端形成的深層原因，探討解決的方法，無論是對於華為的成長還是其它企業來講亦都十分必要。
現在看來，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選擇華為還是正確的。其一，時至今日，「巨大中華」中惟有華為和中興通訊發展勢頭最為良好，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商的發展水平和方向；其次，華為是唯一一家發展到現在還比較為人看好的民營企業，且是非上市公司。在一定意義上，研究華為就是研究中國的民營企業，研究中國的民族高科技產業。
總之，選擇華為是因為華為的特殊。
當然，作為一家發展迅猛且尚處於成長期的企業，有一些不足甚至弊端並不足為怪，發現和總結這些弊端形成的深層原因，探討解決的方法，無論是對於華為的成長還是其它企業來講亦都十分必要。
因此，在《華為真相》的採訪和寫作過程中，我們謹小慎微，惟恐無意中傷害到了華為，畢竟，能夠在短短10多年時間裡取得這樣的成就不容易。華為不但是兩萬名華為人的，更是中國的和世界的。正如我在該書後記中所說：本書寫作的根本目的是對中國最大民營高科技企業命運走向的關注，對民營高科技公司發展過程的深層次解剖，對中國最具爭議的企業和企業家進行人文關照。
作為媒體中人，有接觸和採訪華為人的便利條件，儘管這種便利在實際操作中並非那麼便利。記者的職業敏感性讓作者覺得華為是一個極有價值、值得好好研究的企業案例。但是，華為一貫低調，甚至刻意遠離媒體，導致媒體對華為的報道少之又少，更沒有一本書完整的講述華為的發展過程，這更激發作者對華為的追蹤和探詢。
我們可能沒有經濟學家看問題更專業更深刻，但記者的職業特點決定了，記者可能比較適合寫一些調查研究性的文章和書籍。
寫作過程遇到的困難主要來自採訪過程。由於華為一貫低調，任正非一般不接受任何媒體記者的採訪，在內部有嚴格的保密制度，員工都與華為簽署有保密協議。因此，即使是離開華為多年的華為人，面對關於華為的詢問，一般都保持沉默，在任的華為人更不願與記者配合採訪。採訪對象難找，找到後又難以讓對方充分的信任你、順利採訪、了解到核心的內容，這是採訪過程中最大的難題。
在採訪過程中作者除了正常渠道外，還使用了一些非常手段，甚至是冒著一定的危險。在採訪幾名華為前任高層的時候，作者總是自告奮勇的請他們吃飯，甚至連他們的停車費用都是作者執意帶交的。這些各個都是身為老總、身價不菲的華為前任高層當然並不稀罕作者提供的飯菜，但卻為作者的誠意多打動，與作者一談就是幾個小時。有一次，一位老總與作者先是在深圳五洲賓館談，從白天談到晚上，之後又轉移到作者的辦公室繼續。就是憑著這股真誠和永不言棄的毅力，作者突破了多位華為前任高層。其次，到華為公司總部也是一大難題，華為大門口有嚴密的保安措施，一般人根本無法接近。作者利用記者的便利條件，多次跟隨省市領導前去參觀。後來又以一些借口，獨自前去，當時是冒了一定的風險的。
通過採訪一大批華為人及20多位海內外傳媒朋友、研究民營企業的專家學者。華為的發展脈絡在我面前逐漸清晰，透過華為發展過程中紛繁複雜的事件，隱藏於表象背後規律性的東西亦逐漸被挖掘出來。所謂「真相」主要就是指這些不被公眾所廣泛了解、曾經被人誤解的東西。我努力通過對華為全景式的描述，告訴公眾一個真實客觀的華為。
當然，限於當時的水平，《華為真相》僅描述了華為內在規律的一小部分，更多有價值的東西尚需進一步挖掘。
於是，就有了我第二本關於華為的書——《華為的經營管理智慧》。到這個時候，一個比較清晰的概念出現了——原來我在探尋中國商業思想家的成長軌跡。
華為因為任正非而成功，任正非因為思想而傑出。中國曆來都不缺乏政治家、企業家，但從來都缺乏真正的商業思想家——在當代中國，任正非應該算是一個。
商業思想家與企業家的最大區別在於，前者在具體的企業經營中，發現了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商業規律，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企業管理理論；後者或者仍舊局限在具體的企業經營中，沒有理論上的突破，或者有一些支離破碎的心得體會，但難以系統化、理論化。與之相對應，前者是通過自己的商業思想驅動、駕馭企業的運作；後者則依舊是通過所控制的金錢資本約束企業行為。我們欣喜地看到，在借鑒國際先進企業管理經驗的基礎上，任正非在企業管理的各個領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管理思想。
未來企業之間的競爭不是規模之爭，不是新老之爭，不是快慢之爭，而是先進與落後之爭，觀念的先進與落後、執行力的先進與落後、管理的先進與落後……落後是永遠的，先進則是暫時和相對的。
除了一些極其偶然的因素，諸如幸運外，我們不得不承認，成功者大都有成功的內在原因。探詢這些成功的因素，雖然不能直接讓學習者取得成功，但是，至少可以避免很多可以避免的失誤，向成功又邁進一大步。
《華為真相》出版後，香港《亞洲周刊》和英國《金融時報》的記者都問過我同一個問題：其他企業家能從《華為真相》中學到挽救企業於危難，或成就企業於卓越的方法嗎？我明確地告訴他們：不能。因為，每家企業都有不同的問題，企望照搬別人的成功經驗是不可行的。但是，成功者的經驗是可以借鑒的，這就是全球那麼多商學院存在的原因。《華為真相》以及《華為的經營管理智慧》，都試圖通過剖析華為這個典型企業，找到解決中國民營企業面臨的發展難題的方法。但這種目標顯然是極為奢侈的，因為，能否找到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法，關鍵還在於企業家本人，其它都是一種輔助的工具。我更希望《華為的經營管理智慧》及《華為真相》讓處於迷茫中的企業家們找到解決問題的靈感，果如此，寫作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曾經有記者問，你認為華為還能走多遠？這是我極力想探討清楚的問題之一，事實上，儘管華為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華為整體上還是非常優秀的，在中國企業尤其是國內民營企業中算是第一流的應當之無愧。有「生生不息的文化」（任正非語）的華為，再生能力是很強的，即使哪一處受到損傷亦會在適當調整後很快修復。因此，我絲毫不懷疑華為走向世界，成為一家真正的國際化公司的能力。如果華為倒了，整個中國的企業就沒有希望了，如果整個中國的企業沒有希望了，整個中國就沒有希望了。
需要指出的是，華為走向真正國際化步伐的快慢以及步伐是否殷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對自己過去的揚棄。
我給自己定位為關注、記錄、研究中國本土企業及本土商業思想家的成長，以經濟的視角書寫中國歷史。
華為是我重點關注的企業之一，目前來看，我對華為所做的研究還太少，太淺薄，這將是我今後繼續的工作之一，誠摯地歡迎更多前輩批評、指點。
1參見《隱形冠軍》（中文版）第6頁，赫爾曼·西蒙著，鄧地譯，經濟日報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2後來找到的企業中有少數的例外，比如個別的合資企業和國有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