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傳必須在進行在組織的前面，而且須廣徵人材，作為組織的成立基礎。
我常常恨那草率和迂拘的組織，因為他們所得的結果，大都是黯然沒有生氣的。
為了這緣故，我們如果採取宣傳方法從一個中心點去廣播某一種的觀念，然後再就所得的人材當中，就審慎的去選擇領袖人物那是最要緊的。
常有一種人，初看像是毫無顯著的才能，豈知後來竟是卓越的領袖人物。
大家都以為領袖所必須具備特質和能力，就是理論上有豐富的知識，那是大誤而特誤的：因為在事實上往往是適得其反的。
大理論家就是大領袖的才具——自然，這種才具，自然不是純用科學方法去研究問題的入所樂聞的。
煽動家雖然不過是一個黠的政客：可是他既是某種觀念傳播給民眾，可見他必定是一們心理學家。
如果叫他來做領袖，那必定較不通人情的理論家為優。
所以講到領袖的才能，就是指能夠鼓動群眾的才能而言。
理想愛和領導群眾的能力是截然的兩件事。
假使一個人一身能夠具備理論家、組織家和領袖的本領，這真是了不得的偉大人物了；然而這究竟是世界上少有的事。
前面我已經說過當我黨在運動開始的時候，對於宣傳這一點我們就加以十分的注意的。宣傳的使命，就是在使一小部分的中心人物，能夠接受新主義，俾造就將來組織的時候所必需的分子。
在這過程中，宣傳的目的，實在比組織的目的更重要。
宣傳工作，就是在孜孜不倦的為自己的主義去招致信徒，而組織的目的，就是使信徒之中最優秀的分子成忠實為黨員。
至於信徒們辦事的效能怎樣，才幹怎樣，智力怎樣，人格又是怎樣，這都不是宣傳的本身所應該去顧慮的；因為宣傳的目的，就是在招致信徒，至於在眾人中去慎選幹員，俾能推進運動，而使主義能夠到達成功之路那實在是組織方面的工作。
宣傳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在替未來的組織設法羅致人才；而組織的第二個任務，那就是爭取權力，俾希望達到新主義的最後勝利。
組織方面的任務，就是在注意黨員不因內部的不和而起分裂，致使運動的工作，因而陷於衷弱地步，還須注意於奮鬥的精神，不致萎靡，能夠再接再厲臻強固為了要達到這種目的，所以要注意著不應該去濫招黨員。
因為人類中只在少數的有具有毅力和膽量；所以如果一種運動的黨員，要是漫限制的招收。
那麼這個運動終有衰敗的一目的。
如果單單是為自衛計，那麼，一種運動而要想維持著它的勝利，就得要限制黨員的人數；就是以後想擴大組織，也要單詳加考察，審慎出之。
惟其是如此，那才能使這運動的幹部時時更新，時時健全。
幹部必須要握著指揮運動的全權——換句話說就是決定宣傳的內容，以便博得世人的贊同，總攬一切的權力，進得著一切的工作，以謀理想的能夠達於實現。
我主持黨中的宣傳事務，那時非常小心的，而且不但要替將來的偉大運動留下發展的餘地，還宣傳著最激烈的原則，去吸引那些最優良的分子來加入我黨。
我的宣傳越是激烈驚人，那麼，那些性格怯弱而信仰不堅的人越是生著畏避的心而不敢來侵入我們組織的幹部，這些都是有益於我黨的。
當時我採用強有力的方式，來用作我黨的宣傳，使我黨的運動日趨於激進；從此以後，凡是加入我黨的人，便多是激進的人。
這種宣傳不久就有了成效，有幾十萬的人數，不但深信我們是對的，而且極希望我常能夠得到勝利，因為他們是怯懦而不敢犧牲的。
直到一九二一年，這種吸收同志的工作還是不錯，而且對於我黨的運動雖有百利而無一弊的。
不過這一年的夏天，由某種事件顯示了我黨的組織不及我黨的宣傳，於是是宣傳的成效，也就日見顯著了。
從一九一九年到—九二○年，黨員大會選出一個委員來指導我黨的運動。
根滑稽，這一個委員會竟採取我黨所極端反對議會制度。
我不願附和這樣笨的辦法。
不久，我不再去出席於委員會了。
我只有為我自己作宣傳，不問其他的一切。
我不聽任何無知者的勸誘而改變方針，同時不去干涉他人的分內事務。
等到新章程一經採用，我就被任選為黨中的總理，因此我便取得了必要的威權及附帶的權利，這種愚笨的辦法也就立即廢止。
用實行專責的原理，去代替委員的合議制。
總理是負責指揮這個運動的全責的。
日子長久了，大家就公認這種原理是合乎自然的，至少在黨的統治上該是這樣。
委員會只有空談而毫無一些成績，所以如果把它來解散最好使他們去從事實際工作。
眼看著他們一聲不響的離職，以後不知到那裡去了，不禁要令人笑起來。
因了這事使我想念到同樣的大制度，那是國會（Reichstag）。
如果叫那些坐談的議員去擔任實際工作，尤其是要他們各人對於工作須負責任的時候，他們必定會迅速的鳥獸散了。
一九二○年十二月，民族觀察報（Volkischer Beobachter）由我們來接辦了。
這個報紙，我們從名字上就可以知道對於人民的意見是多所愛護的，現在變為民族的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機關報了最每星期刊行兩次，到了一九二三年的春天改為日報，又到了是年的八月底，於是便擴展而成為所共和的大張的形式。
民族觀察報是一種「民族」的機關報，它有著長處，自然也有它的謬誤和弱點。
它的內容雖然不錯，然而它不能作為商業經營。
原想此報由眾人來定閱，以報費來維持生命的，可是它不知道和他報去競爭，以謀自己的生存，徒然用愛國的人們的一些報費去彌補營業不良的損失，而且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的不當。
我看到這種危機，於是頗費苦心去極謀救濟。
在一九一四年大戰的時候，我曾認識了馬克思。阿曼（Max Amann），他現在在本黨中提任著事務主任，一九二一年夏季的某一日，我偶然到了這位軍隊中的老友，我便請他擔任黨中的事務主作任，因為他在那個時候已經有了優缺，所以遲疑了好久，才開始答允。
可是有一個條件就是他不願意被庸碌的委員會所牽制，而願意對唯一的領袖負責。
結果他挑選了幾個人去任報館的編輯。
這幾個人以前曾隸屬天馬維利亞人民黨的；但是，依他們的工作成績而論，那是極能勝任的。
這種試驗，成效卓著這就是因為本黨以忠誠坦白的態度去賞識人才；所以能夠使職員心悅誠服，比較往日所收的效能尤為迅速而穩固。
以後他們便成為良好的民族社會黨員了。
非特他們的言諭是這樣，而且還能見之於實行。
他們在吾黨新運動中所做的工作，都很切實堅定，而出於至誠的。
在兩年當中，我的見解慢慢他獲得了實現，至小就最高的領導機關而言，我的見解，在現在黨中已經成為極自然的事了。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的事件，足以證明這種制度已經獲得了成效，當吾在四年前加入這運動時候，那時黨中還沒有一顆橡皮圖章。
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吾黨遭到解散，財產都被沒收，一切貴重的物品，以及報紙所值總數已超出十七萬金馬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