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月二十四日，我們在慕尼黑的霍夫布雷好士地堂（Hofbausfestaal）剛在開第一屆大會，就在籌備第二屆的大會了。
在過去我們不敢有什麼妄想在慕尼黑一類的城市之中，每月或是每地周開會一次，現在則決定每舉行大會一次了。
在那個時候，我們國社黨的黨員大家都差不多把這會看作很有一些神聖的意義。
每一次開會，濟濟一堂，到會的有增無減，而且聽眾對之一天注意一天。
每次的議程，大都是先論「戰爭的罪惡」問題（這個問題當時候還沒有人注意到，）接著是討論和平條約；在這個時候，慷慨激昂的演說，十分的適用，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
假使在當時召集一個民眾大會，參加的都是困苦的無產階級，並不是麻木不仁的小資產階級，一同來討論凡爾賽條約，那麼這個民眾大會，不只是向共和國進攻，即使不被人認識為復辟思想，至少也必定被當作反思想的表現。
當我們把凡爾賽條約加以批評的時候，群眾每有起來辯淪的，說「那麼布勒斯。
里多佛斯克（Brest—Lirovosk）條約又怎樣呢？「群眾叫囂不已，擾攘，一直到他們力竭聲嘶，或是發言人曉得他們不能加以理喻而休止時為止。
唉！像這樣的國民真是叫人失望！他們不知道，凡爾賽條約是我國莫大的奇辱，不知道這種和約，是地我民族的一種橫暴的侵襲。
馬克思黨破壞工作，敵人的毒害宣傳，處處地方使民眾對於事理完全失掉了理智。
但是我們不必去怨天尤人，因為對方的罪惡大到不可限量。
但是，我國的小資產階級，在當時對這狂瀾是否來出力維持的？或者曾動用他們的智謀去啟導了真理？然而他們並不如此。
我自己知道得十分明白，但是為初期的運動著想。戰禍里的責任問題。就是該去依循了歷史上的事實來解決的。
當強有力的敵人。動用了他們諉惑的手段，去欺騙著群眾，使群眾大家懷有狂妄的主張，和荒謬的態度的時候，那麼，一種尚未發這的新運動，自然易於受欺，隨附和而就和他們為伍了。尤其是當一個新運動認為群眾之狂妄的主化有幾點（即使完全是虛幻的）宜於採取這種行支時為更甚。
上述的情形，我碰到的已經不止一次，當時要用了極在的力量去防備捲入漩渦之中。
最後一次，就是當時我國的可惡的報紙，他們竟不顧日耳曼民族的生存，對於南的羅爾（South Tyrol）問題竟張大其辭，說日耳曼民族將因此而受到嚴重的影響。
有許多所謂「民族主義」的人物、政黨和協會行等，他們自己並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應該怎樣做，只是他們怕猶太人所激起的公憤所以糊裡糊塗的就同聲附和，贊助猶太人去反對一種蛆織，這種組織，在我們德國人遭此存亡關頭的時候，都應該看怍是在這腐敗社會中的一線曙光。
當那些沒有國藉觀念的猶太人縱慢慢地置我人於死地的時候，我為有所謂「愛國者」的朋友，竟憤然反對有勇氣的人和制度，要知道這種人和制度，至少在世界一方，我們是儘力圖想脫離民族猶太人同盟的羈絆，要靠了民族主義的力量去反抗國際毒物的。
敵人對我們的辯論，有著他們的一定的爭點，他們反對我們的要點，在他們的演說中，也再三的有著攻擊我黨主張的理由；從這種同樣原辯論來看，已經足以顯示出對方有著一貫的訓練了。
事實上確也是這樣現在我已發同了一種方法，這方法不但可以使他們的宣傳失掉效力，而且還有以他的矛去攻他的盾。
這真是足以自豪的。
這樣兩年以後，我已經十分精於這一種技能了。
不論在什麼時候，我每在演說之前，必定預先猜想在討論中將在那種形工和性質的論辯發生，因此我在演詞的前段，先把敵人的理由駁斥得使他體無完膚，這方法就是把對方一切可能認辯完全說了出來，來證明他們是虛妄。
而無價值的。
上面所說的，就是可以說明我在任教官的時候，第一次軍隊演講凡爾賽和約時，為什麼把講題改為「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我和凡爾賽和約的比較」的緣故。
因為在第一次演後的討論中，我就確切知道了他們不明白布勒斯里多斯克和約的真相，因為他們早已受了他們黨中有效的宣傳的影響，便認該和約是世界上最可恥的壓近行為一種。
成千萬的德國人把凡爾賽和約僅僅認為我們在布勤斯特。里多佛斯克的作惡所應得的果報，這種謬妄的見解，實因用謊言繼續著欺罔民眾而致此的。
於是他們認為以對凡爾賽和約的任何舉動，都是錯誤的，而且常常痛恨這種舉動。
因此，那可恥而又可怕的「賠償」一詞，便就能通行德國了。
我在演講的時候，同時提出丁這兩種和約，拿來互相比較，使大家明白那一種是合乎人道的，那一種是反人道的，結果成績很好。
在干百萬聽眾的腦海里因此不再存有這種謊言，真理完全代替了他們心中早已存在了的謊言了。
這種集會，在我們是很有利的；因為我已經藉此而慢慢地成為群眾大會演說家了。
在容納一千聽眾的大場中，應該需要的沈痛語調和姿勢，我已經弄得十分的熱了。
我們在最初幾次的集會在桌子堆放著許多傳單報紙及各種小冊子，然而我們所賴靠的只是言詞，因為心理的關係，只有言詞才能引起思想上的重大的轉變。
演說家可以時時受著聽眾指導，使他能夠矯正他的演辭，因為他可以觀察聽眾的面色，就能推測到聽眾是否對他的演辭能夠明白了解，和他的演辭能否產生了他所希望的效果；至於著作家，那是和讀者並沒有一面之緣，所以作家不能依當前聽眾來修飾他的詞句，只好用普通的文字來說明普通的事理。
如果一個演說家，他知道了聽眾對於他的演辭不有全領悟的時候，便應該作十分淺明的解釋，使大家都能夠明白而且在解釋的時候，審慎而很慢地說著，使那些知識最低的人也能夠領會。
還有他如果知道聽眾對他的論辯有了懷疑，就應該另行舉例證來反覆說明，並且把聽眾尚未說出來的反駁，先行說了出來，這樣斷續的做下去，直到最後的反對者，也從態度和面色上的表現顯示信服時為止。
一切聽眾的成見，演說家往往用這方法去破除的。
因為他們的成見並不是起於是理智的認識而是起於不知不覺的無意識的感情作用。
欲破除這種和性上的壓惡以及感情上的嫉恨和成見，他的困難，比較去矯下由錯誤的知識則生出來的意見困難萬倍！一種愚昧和錯誤觀念，可以由教導而去剷除；但是由感情作用而和出來的阻礙，那就不容易祛除了，如果要祛除的話，那只有靠站這種潛伏著的力量，然則這決不是著作家所能夠負責的，只有演說家才有成功的希望。
馬克思主義它所以對於群眾能夠有驚人的勢力的緣故，這並不是得力於猶太知識階級的是著作上面，而是得力於歷來許多滔滔不絕支配群眾的口頭宣傳上面。
在十萬個德國的工人當中曉得馬克思著作的人平均不會有一百人；而且曾經研究過馬克思的著作的人當中要算知識階級一以猶太人為最一的人數比了真正擁護這種運動下層階級多到有千倍該書的著作，目的並不是為了群眾，而是純粹為了征服世界的猶太機關中有的知識的領袖，至於煽動群眾，那就應用另一種材料，就是報紙。
馬克思土義的報紙所以和我國的小資產階級的報紙不同處，就是在這種地方。
馬克思主義的報紙，執筆的人大都是煽動家，而小資產階級報紙，那就愛用著作家去從事於煽動的工作。
演講的時間對於演講的效果，也是有著很大的影響的。
同一的演說家，去演講同一的問題，但是因為時間的不同。像在上午十點鐘和下午三點鐘，或是在晚上，所得的效果便會截然不同。
我在最初演講的時候，常把時間排上午，我還記得在慕尼黑德國酒館（Kind keller）的集會，是在上午十點鐘舉行的，題目是反對德國領土的被壓迫「。可是所得的結果，真是令人失望，然而同時我因此而得到了一個良好的教訓。
我自信在當時我和演詞，並不比平時說得壞，可是所得效果，竟是等於零。
然在這次的集會中我獲得了較豐富的經驗，可是我絕不把這一些當為滿意。
以後我又試驗了好幾次，結果都是一樣的。
善於演講的人，他要感動聽眾，最好的時間是在晚上；因為聽眾在晚上精神疲倦，不像上午的頭腦清醒意志堅決而反抗力也比較強的緣故。
在天主教的教堂里光線暗淡，有著神秘的意味而且又用香、燭等發出一種氣息，用意正也和此一樣的。
真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