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維也納的城中，貧富的懸殊，真有天壤之別。
帝國的人口是五千二百萬，其間民族繁雜，實為帝國的一大隱患，我們可盡於京邑的中區，覘知奧國的命脈。
宮延的煊赫的有如磁石一般，吸收全國各地的財富與智能。而哈普斯堡皇室又厲行中央集權的政策。以鞏固國內各民族的團結。因此一切的威權完全集中在首都。
維也納不單是古老的多瑙皇室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也是經濟的中心。
除了多數的將帥、官吏、藝術家、教授之外，還有更多的工人和貧民，他們和貴族富商共同的生存在其間。
失業者傍徨在臨街（Rinsstrassr）的宮殿四周，數以千計；而凱旋路（Via tiumphalis）上那些無家可歸的人，都應集於溝渠污多的中間。如果要研究社會問題，在德意志的任何城市中，再也沒有比維也納更適合的了。
不過這種研究，不能僅從表面上去做的，局外人又只能說一些漠不關心的空話，或佯示感慨，猶之示遭毒蛇蟠繞過的，不能得知毒蛇的毒涎。
那引起幸運者和自矜成功者，則昧於社會需要；而華裝貴婦則又有慈悲而缺乏才能。
我不知道這兩者的為害孰淺孰深！後者的罪行在於而缺乏警詫，以為這是民眾忘恩的佐征。
實則社會事業的不易完成，他的癥結所在，不在施行小惠，而在恢複民眾的權利，故實不應望而感德，這是她們所不能了解的。
我覺得這種事情惟有兩種方法可以改進：一是對於社會責任應有深摯的情感，方能確立一良好的原則以為我們發展的途徑；一是須痛下決心，除去一切不可救藥的贅疣。
上帝並不重要維持已存的事物，而重在培養新的生命，使種族得以繼續下去，人類的生活也是如此，我們不應過分重視目前的積弊，這是絕不可能的，我們應立即確定一完善的方法以謀將來的發展。
當我在維也納生活而奮鬥的時候，我觀察得十分清楚，知道社會事業決不重在公益事業，這種事業是可笑而無用的，應該除去經濟和文化生活組織上的種種錯誤，因為這種錯誤足以使個人陷入墮落的境地。
奧國因忽視社會的立法，所以他不能排除社會的積弊。這是有目共睹的事。
當時最使批駭異的，是為工人的經濟痛苦，還是他們的卑鄙行為，或成為精神生活的低下？我實不得而知。
生活困苦的人，說他們只要足以維持生活，則為德意志人或非德意志人都是一樣的，中產階級聽見了這種話不是要勃然大怒嗎？
他們對於這種「民族自尊心」的缺乏，一定要大聲斥責，表現出他們憎惡的意思。
為什麼中產階級有比較優的情緒？真正能夠返躬自問的竟有幾人？
能夠了解在祖國民族的文化生活和藝術生活之中，有許多偉大的成就，使他們成為得天獨厚的民族中的分子，又有幾人？
能夠明白祖國的先榮，在於祖國各方面的偉績的，又有幾人？
到了此刻，以前我所不知的事，便完全懂了。
欲使民眾「民族化，」須得先造成健全的社會環境，然後再教育個人，這是最重要的問題，因為欲使知道祖國在文化上經濟上以及政治上的種種偉績而自幸為此民族的。非成教育入手不可。
一個人必須為他所愛的而奮鬥，而所愛的也必須為他所敬，然而不是他明白了解的東西，那又何能對他發生敬意？
我對於社會問題既發生了興趣，便透澈的研究他們，於是新異的世界，逐出現在我的眼前了。
在一九O九年到一九一O年中間，我的生活環境漸漸的轉好，無須靠傭工來維持生活，我靠了製圖及畫水彩畫來維持我獨立的生活了。
凡是不底和帶有怯弱性的事件，都是為民眾所不歡迎的。
民眾愛嚴峻的統治者，甚於愛乞憐的人，他們對絕對的主義，較之對不知如何使用的自由還要覺得滿意，就像婦女的性情，對於受抽象理論的感動，決不能像敬羨一種優越的勢力一樣。
他寧願屈服於強者，而不願去支配一個弱者，所以民眾對精神是所受的威脅，並不覺得可恥，就像他們不覺得他的自由被凌，及至逼而反抗就以為可恥的，他們或許不知道遇的冤抑，但見到統治者舉止的果毅，言論的堅利而終使他們服從到底。
若以一個具有高超真理而施行方面卻是非常殘酷的主義，起而反抗社會民主黨，那麼無論這個鬥爭怎樣劇烈，這主義必會得到勝利的。
不到兩年，我已了解社會民主黨的學說和它的專門用途了。
社會民主黨從它的經驗中很知道實力的可貴，所以對於該黨認為有實力的人，就攻擊不遺餘力，——實力實是不可多得的東西。
而在別的方面對於敵方的弱者極力頌揚，起初很小心，後來大膽地實行起來，且看弱者的能力如何而定。
他對於無權力意志的畏懼，還不若他對於資本平凡而意志果毅的人的畏懼為厲害。
他又能夠使人民相信，惟有他才有和平的秘決；同時以不動聲色的舉動，乘群眾不注意的時候潛施壓力，或竟大膽的出而掠奪，得寸進尺，以拓張他的地位。
這純粹是利用人類弱點的策略。假如對方不懂得以毒攻毒的戰術，他這種策略是步步勝利的。
我們不得不對弱者告誡說這是一個存亡的關鍵。
在工場、商店中或群眾大會及示威運動時所有的恫赫，倘使不碰到相同的勢力，那是常常得到成功的。
工人遲早必定要被貧困所迫而加入社會民主黨，資產階級對於人類最合理的要求亦往往反對，這不僅是愚昧；也是不道德的，而且對於他們也無一些利益，而工人中就是極守紀律的，但也不得不固此退出工會而參加政治。
在我二十歲的時候，對於保障工人權利和改進勞工生活的工會，和那階級鬥爭中為政黨作工具的工會，也已能夠辨別清楚了。
社會民黨知道工會運動的極端重要。所以就利它作為一種工具，因而獲得相當的優勢，反過來，資產階級不能見及於此，所以便就失去了政治地位。
他們以為看輕工會運動。不使他按步的發展，便就可以使之消滅；或竟令它走入了不通的歧途。
如果說工會運動的祖國為敵有害的，那實屆荒謬可笑的。實在說起來，那是恰恰相反的。
倘若工會目的是在改善國家的墓礎中某階級的生活狀況而能獲得效果，則其行動絕非和祖國為敵，倒是名正言順的民族運動。
這樣，工會運動對於社會思想的形成，有著不少的助力。沒有了它，普遍的民族教育，便也無由中去著想了。
所以它的最大的功績，便是在於除掉社會的流毒，根治身體的心理的病源，因以增加民族的一般的福利。
至於說到工會的本質，這便成為複述了。
假使在僱主之中還有不能明白的道理，甚或竟是誤解了正義和道理的，那我們民眾中一部分勞工，就可以起來反搞個人的貪婪無理，以之來保護全體的福利，還不但是為了權利，而且也是為了義務。
因為保持民眾間的忠誠和信仰，乃民族的福利，這正和保持民眾的健康，有著同樣的功績的。
因了待遇和不平而引起的反抗，如果在合法的司法當局未能夠有適合的解決之前，那這種鬥爭的勝負，只好由最強大有力的一方來裁決了。
如果許多的勞力，和資本雄厚的某一僱主發生了抵抗，倘若在開始的時候，就有了不易獲得勝利的希望，那勞工就得非團結一致不為功，這理由是很明白的。
在最近的十年中，工會運動已經在社會民主黨的專家的手中，由保護人類社會權利的工具，一變而成為摧殘國民經濟的利器了。
那班利用工會為目的的人，完全沒有計及工人的福利。
因為在政治方面，當一方在毫無顧忌的橫行不法，而一方則忍辱含垢只知屈服的時候，那經濟壓迫，常是成為掠奪的良策的。
工會運動在本世紀的開始已早失去其本來的目的了。
年復一年，於是工會亦墮入了社會民主黨政治的勢力中，後來竟成為階級鬥爭的唯一的利器了。
資產階級於這種現象，不但不取攻勢，反而受其壓迫和蹂躪。
最後。才採用不大合宜的方法，然而為時未免太晚，不能發生效果，而且因其弱點很多，終於遭到民失敗。
因此，不但一切依然如舊，而且不平反較前更甚。
「自由工會（free trades nuion）正像駭人的狂風暴雨，竟而低降於政治水準之下，它威脅著社會的安全，民族的獨立，國家的鞏固，以及個人的自由，可以說是一種最可怕的工具。
尤其厲害的，它會嘲笑著民主的觀念。
玷辱自由，譏諷博愛；說是：「你如果不從我，我便把你的頭顱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