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幸運地生長在茵（Inn）河邊岸的普勃諾鎮（Brraunqu）上，這市鎮太美麗了。
而且正當是兩個日耳曼國的交接之處，天生給了我一個奮鬥的機會。
奧地利——這日耳曼民族的支派，早應該歸到祖國大日耳曼的圖版上了。
這並非是經濟關係，而正是血統的關係。
縱使二個國家的擁抱於經濟上是蒙受不利，我也可以武斷地說：如果日耳曼的子孫們一天不合併統治，便一天不得安寧。
必至日耳曼人民繁殖到人口膨脹時，才伸出手去向外掠取領土。
那時候大眾為了麵包和牛油，當然不惜用鋤頭代替了刀劍，去揭開戰爭的序慕。
為了這，我生在邊陲小鎮上，便負有神聖偉大的使命。
「我是日耳曼人。但為什麼我們要和其他日耳曼人分裂？我們不是同一種族嗎？」
我年輕時代，這個嚴重的問題便在我頭腦里打滾。
我揮著鐵拳：為什麼日耳曼人民都不一致投到俾斯帝國（Bismark『Fmpire）的懷抱里呢？我嫉妒著。
做官的生活我並不貪婪。根本我願悶死在那邊理文牘的案頭。
蹈了我父親所說官場失敗的覆轍。這是我的決心，任外界加給了我最大的誘惑，我都不變初衷。
我了解歷史的意義，我是個純粹的民族主義者。
少年時代，我記得在奧地利民族鬥爭運動的範疇里，早有了我這一顆種子。
我曾經拉攏南疆協會（Sudmark）以及學聯會，獻呈黑、紅、黃、三色花旗；不唱奧地利亞的皇歌（Kaiserlied）而獨高吭著德意志優於一切（Deutch—latd alles）
的歌曲，即是受到威脅也不怕。
我們這伙青年原先已受了政治的訓練，雖然那時僅懂得一些國語，還不知道啟發「民族性」的責任。
總之，我少年時已不是一個頭腦冷靜的人，而是個熱烈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Deutschatioua.）
我的思想捷快發展著，十五歲那年，我便能把效君王的「愛國主義『和人民立場的」民族主義「分析得很明白。
我始終愛好民族主義的觀念。不中萬料不到會有今日這個黨的組織！
奧地利對我們日耳曼人民是不知忠誠愛護的。這我們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每聽見奧地利赫倍塞軋朝（Habsburgerhous）過去統治的方略。
我們知道身體中已染上了毒素，同時那股毒焰在奧國的南北兩部的天空瀰漫著。
瞧，那奧京維也納城中，日耳曼人民是到那裡去了啊？
奧國皇家做著捷克化的美夢，但是法蘭西斯。腓第南大公（Archduke Farrncis Ferdinand）——這位奧境內日耳曼的敵人，後來終被槍殺。
如果天道不公，怎麼會毀滅了這個要想使奧國形成捷克斯拉夫化的主要角色呢？
世界未來大戰的第一顆炮彈，也許藏在德奧聯盟後的德意志的一尊炮口裡吧。
總之大戰和德國崩潰的種子，早已潛伏在這個聯盟中。
關於這一問題我在後文自有交待。姑且再說到我的本身。我早認為要保持日耳曼民族的安全必須先將奧地利摧毀。
原因在於「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兩者間政治距離太遠；而赫倍塞軋皇室的存在，又是日耳曼人民的一個障礙。
為了我對於這些的認識太清楚，使我非常痛恨著奧國！
但是德奧邊陲上我的家庭，我是多麼的愛護啊！
我從小生長在貧困的環境中，家裡原有的薄產被我母親一場大病用傾，因此不是維持生活。
我決心在這時候起自食其力，便搭了一間簡陋的衣箱奔到維也納。
我希望艱苦地和自己命運搏鬥一場，戰勝之後就能成為一個世界傑出人物；但我不將做官看作一生最高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