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igmergy」是一個新詞。格拉西（Grasse，P. P. ）新近創造了這個詞，用來解釋白蟻的築巢行為，大概也可推及其他群居性動物的複雜活動。這個詞是在幾個希臘語詞根的基礎上造出來的，那幾個詞根的含義是「激發工作」。格拉西意圖表明，是工作成果本身為進一步的工作提供了刺激和指令。他是在長期觀察白蟻築巢行為後得出這一結論的。除了人造的城市外，白蟻的巢大概要算自然界最龐大的建築了。如果白蟻站在巢邊照個相，而我們據此來評價一單個白蟻，那麼，它相當於一個紐約人，而比洛杉磯的居民顯出更好的組織感。非洲大白蟻（Maesbellicosus）的垤穴，有的高達十二英尺，直徑達百英尺，一窩裡生活著幾百萬隻白蟻。在穴的周圍，聚集著較小的、較年輕的蟻垤，好象城市的四郊。
巢的內部好象一座三維的迷宮。其中有螺旋式的迴廊和通道，有拱券式屋頂，通風良好，還有空調。有的大洞穴作真菌種植園，白蟻靠從這些園子獲得營養，也許還用它作取暖設備。有一個圓形的拱頂宮室里住著蟻后，這個室就稱作後宮。整個設計的基礎單位是拱券。
格拉西為了解釋這些細小、盲目、相對來說沒有頭腦的動物建造形體如此龐大、內部結構如此複雜的建築物的能力，便需要用自己的新詞來描繪它。是每一隻白蟻都有著一份圖紙，還是那詳細到每個拱頂的整個設計都編碼於它的DNA？或者，由於這麼多小小腦袋互相聯繫，整個群體便有了可與大承包商相比的集體的智慧力量？
格拉西把一批白蟻放進一隻盛滿泥土和木屑的盤子，觀察它們怎樣工作。木屑的成分是木質素，是種微型木料。開始，它們的舉止一點也不象個承包商。沒有誰站在那兒發號施令或收費。它們只是團團轉著跑來跑去，漫無次序地銜起土粒木屑又放下。後來，兩三顆土粒木屑碰巧堆疊在一起，這一來一下子改變了所有白蟻的行為。它們開始表現出極大的興趣，發瘋一樣把注意力集中到初始的柱上，給它加上新的木屑和土粒。達到一定的高度後，建築停止了，直到近處建成了別的柱子，他們才重新活躍起來。這時，構造由柱變成了拱，彎得勻勻的，然後合攏，一個拱券建成了。於是，幾隻白蟻又開始建造另一個拱券。
構造語言的工作大概也是如此。可以想像，原始的印歐語系的人偶然湊到一起，胡叫亂嚷著。有一次是被蜂包圍了吧，其中一個突然嚷道：「Bhei——！」這時，其餘的人就採用了bhei，一遍又一遍地重複，於是，這部分語言就作成了。不過，這是一種有局限性的、過於機械的觀點。這種觀點把音素當作木屑，意味著語法的深層結構是由象粘固木屑的某種粘合劑作成的。我不贊同這一觀點。
更有可能的是，語言只是活著，象一個生物一樣。我們談論活的語言時，彼此講述的就是這件事。我想，我們所說的「活」並不純是一個相象的比喻。我們的意思是語言真的活著。詞是語言的細胞，它們使語言的巨大身體活動起來。
語言生長、演化、身後留下化石。單個的詞象動物的不同的種，突變時有發生。不同的詞融合，然後交配，雜交詞和作為野生變種的複合詞便是它們的子嗣。有些混成詞酷象親本中的一方，而其另一方則是隱性的。一個詞今年的用法是其表現型，但它還有一個深層的、不變的意義常常隱藏著，那就是它的遺傳型。
如果我們對二者都更多了解的話，遺傳學的語言可用來以類似這樣的方式描述語言的遺傳。
大約在五千年前或者更早的時候，印歐語系的種種獨立的語言可能原是一種語言。操這一語言的人們由於遷徙而分離，這對語言產生了影響。這種現象可與達爾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島觀察到的物種形成相比較，各種語言成了不同的種，跟始祖保留著足夠的相似之處，因而仍可看到同屬一族的相似性。種種不同的語言一直在變化著，變化的原因是操不同語言的人偶爾與自己的語言孤島之外的人接觸，還可能是隨機的突變。
但是，詞還有其他的性質，使得它們看起來、摸起來都象是活的、會動的、具有自己頭腦的生物。要感覺這一點，最好能找到一本把全部詞根上溯到假定的化石語言——原始印歐語——的詞典，把它們查出來，然後觀察它們的行為。
有些詞始於印歐語，後來湧入世界上很多地區的宗教。比如，blaghmen一詞意為神甫。它進入拉丁語和中古英語，形式是flamen，這是異教徒對神甫的稱呼；進入梵語作brahma，後來成了brahman（婆羅門）。Weid，意為看見，後來有了智慧和機敏的內涵。進入日耳曼語系，成為witan，進入古英語為wis，後為wisdom（智慧）。它又成了拉丁語里的videre（看見），於是有了英語的vision（視覺）。它加了後綴成為woid-o，於是又成了梵語veda（知識）。
Beudh一詞走了同樣曲折的旅程。它的本意是知道，到了古英語成了beodan，意為預兆。在梵語作bodhati，意為「他醒了」、「被啟蒙」，於是有了Bodhisattva（菩薩）和Buddha（如來佛）。
Bodhisattva中的sattva部分來自印歐語es，意為「存在」或「是」，後來進入梵語，成了sat和sant，同時也成了拉丁語里的esse和希臘語里的einai；einai成了某些詞的後綴-ont，意為存在，例如「symbiont」（共生）。
印歐語中的bhag，意為分享；進入希臘語變成phagein（吃），進入古波斯語作bakhsh（小費）——後來生出baksheesh（小費）；到了梵語，因為bhage有好運的意思，它成了Bhagavadgita（有福人的歌）（其中的gita來自gei，意為歌）。
Hari-Krishna人唱的歌很接近英語，儘管聽起來不太象。Krishna（黑天）是毗濕奴的第八化身，名字來自梵語krsnah，意為黑人。這個詞來自印歐語kers，意為黑色（kers亦產生了ozem，意為黑色的表土，遞經俄語詞yi而來）。
這樣例舉下去顯然無休無止，它可以耗費人的一生。幸而在過去的一百年中，幾代比較語言學家已經將其一生投進去了。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1746～1794，英）1786年發現了梵語跟希臘語和拉丁語之間的相似之處，從那時起，他們的研究就進入科學之境了。1817年，弗朗茲·博普（Franz Bopp，1791～1867，德）出版了一本書，從此大家承認，梵語、希臘語、拉丁語、波斯語以及日耳曼語系所有語言之間聯繫如此密切，那麼，早先一定存在過一種共同的始祖語言。從那時起，這門科學就大致跟生物學平行發展著，只不過不象生物學那樣大張旗鼓罷了。
在這個領域中，那些不用負責的門外漢可以不斷找到神秘兮兮的樂趣。有一個直通通的問題，比如，盎格魯——撒克遜語中那個最有名的、最臭的、印不到紙面上的四字母髒詞 是怎麼來的？你要是找到了答案，那答案會提出令人難堪的新問題。現在我們就詞論詞。它來自peig。這是個讓人厭惡的、刻毒的印歐語詞，意為邪惡和敵意，咒罵話中少不了它。後來它成了poikos，再後來變成日耳曼語的gafaihaz和古英語中的gefah，意為仇敵。在日耳曼語中，它從poik-yos又變成faigjaz，在古英語中則為faege，意為註定要死，於是生出fey（蘇格蘭語，意為註定要死的）。在古英語中，它又成為fehida，於是有了feud（世仇）一詞；在古荷蘭語中則為fokken。不知怎的，從這些詞出發，它變成了英語中最厲害的罵人話之一，意思是「不到時候你就死！」現在，這一出不得口的惡意已經深埋在那個詞的最裡面，而其外表則顯示它自己不過是一個髒詞。
Leech（水蛭，螞蟥）是個迷人的詞。它是一個指醫生的古詞，同時又指水生動物水蛭（Sanguisugus），古代醫生用它吸吮人血而治病。兩個意思天南地北，但這裡卻發生了類似生物擬態的現象：作為醫生的leech，是用leech這個蟲子來治病的人；leech這個蟲子又成了醫生的標誌。作為醫生的leech來自印歐語leg，意為收集，這個詞派生出許多意為講話的詞。Leg後來成了日耳曼語的lekjaz，意為會念咒語的人、巫士。在古英語為laece，意為醫生（在丹麥語中，醫生一詞仍為laege，在瑞典語中為lakare）。由於leg有收集、挑選和講話等意思，於是產生了拉丁語legere，由此而有了lecture（講課）和legible（字跡清楚易讀的）等詞。希臘語中，它成了legein，意為收集和講話；legal（法律的）和legislator（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