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選為副總裁之後，我的首要任務就是政治改革與政黨改革。有史以來所有國家的興亡盛衰都是由政治所左右，國家的發展以及國民是否過得好，都與政治是否發揮了應有角色有關。我們國家的情況是，政治沒能好好發揮應有的作用，這一點成了國家危機的核心所在。
踏入政界後的兩年期間，我已大致掌握我國政治的問題點。我發現不是人的問題，而是政治體系的問題，政黨正是這個錯誤體系的核心。
我國的政治是政黨政治，不論執政黨或在野黨都一樣，黨內的總裁一個人就擁有公薦權等黨內所有的決定權，這是過時的政黨體系。所以再怎麼聰明的人只要進了政黨都必須排隊等待，不是看國民的臉色，而是看擁有公薦權的黨總裁的臉色，這樣也就自然花費更多時間在政黨上，而將國會擺於次要位置。這是我們的政黨體制與政治文化的問題所在。
我下了結論，必須改正這種錯誤的政黨體制與政治文化，才能扶正我國的政治。政黨改革可謂政治改革的核心，所以儘管常被人說引發黨內紛亂，甚至被排擠，我還是一貫堅信黨內必須改革。也因為這樣，我被掛上了「非主流」的名號。
在我剛正式踏進政界時，經常發生一些違背我信念的事情。例如，我沒有去參加大國家黨舉行的1999年1月的馬山集會以及2000年9月的釜山與大邱集會，隨即黨內責備的聲音就如雨點般不斷襲來。
大國家黨的場外集會原本是因為執政黨的錯而開始的，卻演變成了長期集會，同時也出現了各種副作用。我一開始也常上台批評執政黨，但我認為既然國民都已經知道情況了，就該中斷場外鬥爭，回歸國會才對。與其在場外，不如在國會會場與執政黨抗爭，這樣才更容易讓國民安心，更能獲得國民的支持。許多國會議員私底下表示同意我這樣的想法，但到了公眾場合卻不願提及。從我國政治文化看來，是因為他們如果發聲，到頭來都會對自己非常不利。
為了黨的民主化與透明化，我提出了很多主張，但是我的主張形同「荒野的迴音」，講了一次又一次卻沒有任何改變。我心裡非常鬱悶，究竟該如何做才能改變黨？經過一番苦思後，我決定參選黨代表。在競選過程中，可以讓黨員們更了解黨改革，進而帶動實質的改變。
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變化發生了。因為貪腐以及相關事件而失去民心之後，如今執政黨也要進行政黨改革了。執政黨不但決定廢除總裁制，而且要導入改良式的公薦制，導入總統大選候選人的國民參與競選制等，在當時來說可以稱得上是劃時代的方案。
之前我也提過很多方案以求改進政黨的問題，沒想到執政黨先發表了類似的內容。雖然我對執政黨此舉感到非常驚訝，但另一方面，我心裡產生了希望：如果在野黨與執政黨都互爭要改革政黨，那麼原本預想很難推動的改革說不定會比想像中更快達成。
執政黨都這樣了，在野黨應該至少要比執政黨多改革一項吧？所以我提議在總統大選前廢除總裁制，使黨權與大選權分離，用改良式公薦制來改革以往的公薦制度，並且將政黨的財政營運透明化，導入總統大選候選人的國民參與競選制。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廢除總裁制、公薦、財政透明化。國民參與競選制現在已經一般化了，但當時還是有很多人質疑，他們認為黨的總統候選人應由黨員選出而不需一般國民參與。
對於我這樣的主張，黨指導部開始出現「總統大選即將到來，黨內最好不要有變動，所以不行」、「為了政權交替，現在黨內必須團結才對」等等說法。而且還說雖然可以接受國民參與百分之五十的總統候選人競選，但是在總統大選前廢除總裁制與導入集團指導體制是不可行的。
我無法接受這樣的說法。帝王式的總裁制應該廢除，這才是核心。最重要的政黨改革問題，竟說要日後再做，討論的重點還停留於「總統候選人競選規則要如何制定」、「國民參與的選舉名單要如何確定、比率應如何調整」，這樣的情況令我感到惋惜且鬱悶。
之後，大國家黨於2002年2月27日舉行了中央委員會，對總統候選人競選方式與黨指導體制變更的相關黨憲修正案進行了最終確認，但最終還是否決了廢除總裁制、區分總統候選人與總裁的提議。
最後我決心要退黨。在中央委員會拒絕我的主張後，立刻於隔天，也就是2月28日表明自己的立場：「在看不到政黨改變的情況下，如果還期待國民給予支持，等於是欺騙國民，所以我必須這麼做。」隨即便退出了大國家黨。
對於一直主張黨改革的我而言，退黨是不得已做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