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提請有關方面注意：如果我有一天被殺，兇手一定是張有德。
月亮下的金錢，從來未使忙碌的人類有過片刻的安寧。
老實人總吃虧。
幸福是最易腐敗的食物，它不值一文。
我們其實不是在生活。連一分鐘也沒有。我們是在忙於準備生活而成天提心弔膽。
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
這是哥哥王元慶在最近給他的一封信上所寫的話。
每隔一段時間，元慶就會給他寄來一封信。這些文字用小楷抄在一張宣紙信箋上。豎寫。字跡雋秀，一筆不苟。雖說文字之間缺乏應有的邏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哥哥目前思想的悸動。端午憑藉這些警句格言式的瘋話，也能對哥哥的精神病發展到了怎樣的程度，進行判斷和監控。
他們是同母異父的兄弟。元慶的父親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一次群體性械鬥事件中，失足墜崖而死。關於事件的細節，端午所知不多。據母親說，元慶的父親是一個聰明絕頂的木匠，話不多，一生中說過的話，加起來還不如她一個晚上說得多。出事前不久，他給村裡的一戶人家打了一張婚床，同時，給另一戶人家打了一副棺材。按照迷信的說法，這被認為犯了忌。
王元慶繼承了父親的聰慧和沉默寡言，這沒有什麼好奇怪的。讓人有點不解的是，他的秉性中的異想天開和行為乖張，竟然與譚功達如出一轍。他們畢竟沒有血緣關係，而且，元慶與譚功達也並無太多的接觸（後者生命的最後十年是在監獄中度過的）。母親將這一切都歸咎於上天的安排。這使她更有理由日夜詛咒那個陰魂不散的瘋子，並一直拒絕在清明節給他上墳掃墓。
元慶多少有點戲劇性的經歷，足以列入地方志的《奇人傳》。可事實上，端午對哥哥了解甚少。
在寂靜而漫長的小學和中學時代，「拖油瓶」這個綽號一直跟他如影隨形，如音隨身。直至被另一個綽號徹底覆蓋，那就是「天才」。全縣作文競賽一等獎的證書，讓母親高興不起來，反而讓她憂心忡忡。在高二那一年，他所寫的一個獨幕劇，被梅城縣錫劇團搬上了舞台，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
可元慶不久以後就因肝炎輟學了。
母親在他病癒後，讓他跟一個瘸腿的福建裁縫學習縫紉。梅城中學的教導主任三番五次地光顧他的裁縫鋪。他可不是來找元慶量身裁衣的，而是希望勸說他重返校園。因為根據他剛剛掌握的小道消息，中斷了10年之久的全國高考，將在1977年恢複。他甚至向母親暗示，要將自己最漂亮的二女兒嫁給元慶，以換取她同意元慶參加高考的允諾。見識短淺的母親當然不為所動。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元慶作為一名裁縫的名望，已經開始給她帶來數額不小且相當穩定的收入。母親當時最大的夢想，就是盼望大兒子有朝一日將裁縫鋪從福建瘸子的手裡盤過來，自立門戶。很快，福建瘸子就「很識趣」地因心肌梗塞而猝死。可哥哥也隨之對裁縫這一行當失去了原有的興趣。
他開始和縣城裡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用自己改裝的短波收音機收聽「美國之音」和鄧麗君。有的時候，一連數天夜不歸宿。後來，他乾脆在眾人的視線中消失了。直到公安機關將他們的那個自以為是的「秘密組織」一舉破獲，把他從南京押回梅城。
母親還得透過那個「死鬼」譚功達的生前好友，去相關部門疏通關節，最後勉強使元慶「免於處置」。
當時，元慶的第一首詩已在《青春》雜誌發表。這首詩在端午讀書的那所中學悄悄地流傳，附帶著也使端午異想天開的寫詩衝動，變得新鮮而迫切。他們同住一個屋檐下，但兄弟倆很少交談。王元慶那洞悉一切的清澈目光，也很少在弟弟身上停留。因此，他無從得知譚端午對他深入骨髓的崇拜。也無從知道，弟弟在暗中對他的一舉一動，都在刻意模仿。
1981年，端午考取了上海一所大學的中文系。母親一高興，就有點犯糊塗。她問元慶，能不能抽時間，陪伴端午去上海的學校報到。上海那麼大，端午又從未出過遠門，她擔心他一下火車，就會被人販子拐跑。元慶倒也沒有明確拒絕，而是豎起食指，指著自己的鼻尖，像個小流氓似的向母親步步逼近。他向前邁一步，母親就向後退一步。
什麼？你是說我？讓我？讓我陪他？去上海？
一連串的疑問句已經很能說明問題。他性格中的褊狹和強烈的嫉妒心，終於露出了苗頭。
有一年放暑假，端午從上海回到了梅城。哥哥正為他的長詩被編輯退回一事憤憤不平，就低聲下氣地將蠟印的詩稿拿給弟弟，請他提提意見。端午粗粗地翻閱一遍，很不恰當地直話直說：
「不怪編輯。寫得很差。確實不值得發表。你寫的那些東西，確實，怎麼說呢？已經過時了。」
「是這樣嗎？這麼說，我已經不行了？確實不行了嗎？」
這句話不是當著端午的面說的，而是來自於隔壁洗手間。他一邊撒尿，一邊發出令人擔心的喃喃低語。
從那以後，他日復一日地望著天花板，一言不發。王元慶急劇的衰老速度，一度甚至超過了母親。端午不假思索地說出的這番話，對元慶的打擊超過了他的預料。他甚至不再跟端午說話。等到母親終於弄清了兄弟倆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就用哀求的眼神迫使端午改口，對那首長詩重新估價，「反正說兩句好話，又不用花什麼力氣」。端午違心地使用了「傑作」、「偉大」或「空前絕後」一類的字眼，但已為時太晚。
九十年代中後期，元慶曾有過一段短暫的發跡史。他依靠倒賣鋼材起家，在梅城擁有了自己的成衣公司和一棟酒樓。隨後他開始涉足印刷和水泥業。公司總部也搬到了鶴浦的竇庄。他每年捐給學校和慈善機構的款項，動輒數百萬，可從來沒有給過端午一分錢。用元慶的話來說，那是出於對知識分子的尊重。
這話怎麼聽，都有點不太入耳。
後來，他遇到了四川人張有德。兩人合夥，把竇庄對面的村莊和大片土地整個盤了下來。這個村莊名叫花家舍。南邊臨湖，北邊就是鳳凰嶺，原本是一個大莊子，可近年來，隨著青壯年外出打工，這個地方日益變得荒涼而破敗。兩個人以十分低廉的價格將它租了下來，打算將它建成一個與世隔絕的獨立王國。
元慶與合伙人對重建花家舍這個項目一拍即合。可是，在制訂獨立王國未來藍圖並設計它的功能的時候，兩個人產生了無法彌合的分歧，甚至連項目名稱都無法達成一致。合伙人醉心於水上遊樂項目，一心想打造依山傍水的高檔別墅區，或者乾脆開發娛樂業。原則只有一個：來錢快。他從四川招來了大批的川妹子，有意將花家舍改造為一個合法而隱蔽的銷金窟。張有德還給這個項目取了一個名字，就叫伊甸園。
元慶更傾向於「花家舍公社」這個名稱。至於這個「公社」未來是個什麼樣子，元慶秘而不宣，端午也無從知曉。有一天晚上，一家人難得有機會聚在一起吃飯。元慶張口閉口不離花家舍。說起花家舍「大庇天下寒士」的宏偉遠景，新婚的家玉不客氣地打斷了大伯子的話，笑道：「你眼前就有兩個窮光蛋在這兒擺著，什麼時候也順便庇護一下子？」元慶自然沒有接話。
哥哥和張有德終於鬧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凡是張有德堅持的，哥哥就堅決反對。反過來，也是一樣。元慶的身邊，也漸漸地聚起了一班人馬，都是當年「秘密組織」的骨幹。當時，這些人大都潦倒、失意，滿足於在老田主持的《鶴浦文藝》上發表一些「豆腐乾」文章，換點稿費貼補家用，對於金錢沒有什麼抵抗力。他們很快被張有德悉數收編，對哥哥反戈一擊，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元慶終於想到了弟弟。他曾找端午談過一次，勸他離開地方志辦公室，跟他去花家舍「主持教育」，助他一臂之力。端午敷衍說，他要好好考慮一下，實際上也是一種委婉的拒絕。
元慶似乎並不把他與張有德的分歧放在眼裡。他先後去了安徽的鳳陽、河南的新鄉和江陰的華西，進行了幾個月的考察，結果讓他大失所望。他對於掛羊頭賣狗肉一類的勾當深惡痛絕。最後，他在日本的岩手縣，終於找到了一個差強人意的公社範本。當他從日本回來，興緻勃勃地向合伙人展示他所拍攝的照片時，後者已經在考慮如何說服元慶撤資了。
張有德已找到了新的投資人。在哥哥雲遊四方的同時，花家舍的拆遷事實上已經開始了。甚至，從新加坡請來的設計師已經畫出了施工草圖。四川人暗示哥哥撤資，但沒有什麼效果。只得委婉地請出鶴浦市政府的一位秘書長，向哥哥明確攤牌。王元慶當然一口回絕。他連夜找到了剛剛拿到律師執照的龐家玉，請她擔任自己的法律顧問，並商量提起訴訟。
眼見得事情越鬧越大，張有德便在鶴浦最豪華的「芙蓉樓」請元慶吃了一頓晚飯，履行「仁至義盡」的最後一個環節。兩個人最終還是不歡而散。家玉以法律顧問的身份，參加了那次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