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閱讀這頁文字的時候，你的眼睛和大腦不斷把這種印刷媒介轉換成你可以當作有意義的文字來處理和辨識的信號。如果你想把這頁內容傳真出去，傳真機上的掃描儀會繪製出一幅由一條條線組成的精細的圖形，並用0和1分別代表有墨跡和沒有墨跡的黑和白。這個數字化的圖形反映原件的逼真程度，完全要視掃描儀的精細度而定。但是，無論你的傳真機掃描得多麼精確，傳真件最終也只是原件的複製圖像罷了，它既不是字母，也不是單詞，而是像素。
如果由電腦來詮釋這幅圖像的內容，就必須經過一個和人閱讀時差不多的識別過程：
先把小塊的像素轉換成字母，然後再把字母拼成單詞，其中還包括了區分字母0和數字0、分辨出文本內容和手寫痕迹、搞清咖啡漬和圖解的不同，同時還要在充滿噪音（掃描和傳輸過程產生的干擾）的背景中明察秋毫。
一旦完成了這個工作，你的數字化文件就不再是一幅圖像，而是以字母形式出現、按一定結構組成的各種數據，通常都按「美國信息互換標準代碼」編成二進位碼，再加上一些關於字體和版式的相關數據。傳真和ASCII碼之間的這種根本差異也存在於其他媒體。
CD是「聲音的傳真」，它是允許我們壓縮、糾錯並控制音頻信號的數字化數據，但它不能體現音樂的結構。例如，要在CD中去掉鋼琴的聲音、替換歌手，或改變交響樂隊中樂器所在的空間位置，就都很困難。8年前，麥克.霍利首先觀察到聲音傳真和結構嚴謹的音樂之間存在的巨大差異。他當時還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現在剛剛留校任教。
他同時也是一位很有天分的鋼琴家。
霍利的博士論文中包括了他在一架特別設計的波桑朵菲大鋼琴上所作的研究。這架鋼琴記錄下每個琴褪開始敲擊的時間，以及琴槌擊打琴弦的速度。此外，他把所有的琴鍵都電動化，因此，這架鋼琴幾乎可以毫釐不爽地倒彈一百曲子。這架特殊鋼琴就好像一個精心設計的鍵盤數字轉換器和一架全世界最昂貴和高解析度的演奏用鋼琴的結合體。
日本的雅馬哈公司（Yamaha）最近剛剛推出了這種鋼琴的廉價機型。
霍利當時考慮的問題是，如何才能在CD上儲存超過1小時的音樂。工業上處理這個問題有兩種增量方式。一是把激光從紅光改為藍光，這樣縮短了波長（wave1ength），使存儲密度達到原來的4倍。另一種是採用更新的編碼技術，因為你的激光唱機用的其實是70年代中期的演算法，從那時到現在，我們已經掌握了更好的聲音壓縮技術，能比原來至少壓縮4倍（而聲音的損失度並不增加）。將這兩種技術同時使用，你在一面CD上一下子就能儲存16小時的聲音。
有一天，霍利告訴我，他找到了一種辦法，可以把好多好多小時的音樂錄到一張CD上。我問：「多少小時？」他說：「差不多5000個小時。」我想，假如這是真的，那麼世界音樂出版人協會一定會雇殺手來取霍利的性命，而他從此以後就要像作家拉什迪一樣，為了逃避殺手永遠過著躲躲藏藏的日子。但是不管怎樣，我還是請他解釋給我聽（而且我還和他拉勾，發誓保守秘密）。
霍利在波桑朵菲鋼琴上發現（他找了一個名叫約翰.威廉姆斯的人在這架鋼琴上彈奏，作為他實驗的合作者），即使人的手指在鋼琴上彈得飛快的時候，在波桑朵菲鋼琴上發出的聲音，1分鐘也超不過3個比特。換句話說，測量手指的運動所得到的數據是很低的。這和CD上每秒120萬比特的聲音速率相比簡直是九牛一毛。也就是說，如果你存儲的是手勢而非聲音的數據，那你就能多存儲5000倍的聲音，而且也用不著價值125000美元的波桑朵菲鋼琴，只要有一台價格更低廉的裝有樂器數字界面的鋼琴就行了。
在CD製造業中，每一個曾經研究過音樂光碟容量的人都膽怯地、也是可以理解地把這個問題當作只是音頻領域的問題，就好像傳真完全屬於圖像領域一樣。霍利的想法則恰好相反，他認為彈奏的手勢就如同樂器數字介面，而且兩者都更接近美國信息互換標準代碼。事實上，樂譜本身是一種更簡潔的音樂表現形式（公認解析度很低，而且不會因為人的詮釋而產生表現上的差異）。
通過尋找信號中的結構和信號產生的方式，我們已經穿過了比特的表面而進入到它的內部，發現了圖像、聲音或文本的基本構件。這是數字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實之一。
傳真機是一大災難假如25年前，計算機科學界對今天電腦能看得懂的新文本比例作一個預測的話，他們預估的數字可能會高達80％或90％。直到1980年左右，這個預測還是正確的。但緊接著，傳真機冒了出來。
傳真機是信息風景線上一個明顯的污點，等於向後倒退了一大步，所帶來的盤根錯節的影響歷久不衰。當然，我譴責的對象是一種似乎為我們做生意的方式，甚至為我們的個人生活帶來了革命性變革的電信媒介。但是，人們並不了解這其中的遠期代價、短期失誤，以及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
傳真是日本人的遺產，但不單純是因為日本人很聰明，能夠生產出標準化的、比別家更精良的傳真機，就像錄像機一樣；而是因為日本人的文化、語言和做生意的習慣都有非常形象化的傾向。
直到10年前，日本人還不是通過文件做生意，而是通過聲音，而且通常都是面對面談生意。有秘書的生意人寥寥無幾，商業函件往往都是辛辛苦苦親手寫成。相當於打字機的東西看起來更像一部排字機，密密麻麻的鉛字模板上有一個電動手臂，要從6多個字中一個個挑出需要的漢字元號。
漢字的圖形性使傳真的發明水到渠成。由於當時電腦能識別的日本文字寥寥無幾，因此採用傳真沒有什麼壞處。但是，對於像英語這種符號式的語言而言，如果考慮到電腦的閱讀能力的話，傳真簡直就是一大災難了。
英語只不過使用了26個拉丁字母、10個數字和少量的特殊符號，所以對我們來說，從8個比特的ASCII碼角度來考慮通信的問題，就自然得多了。但傳真的存在卻使我們忽略了這一點。舉例來說，今天大多數的商業信函都是在文字處理器上擬就的，擬好後列印出來，再傳真出去。想一想這個過程。我們在起草文件時用的完全是電腦可讀的形式，而且電腦「讀」得簡直太好了，以致於事實上我們常常想不到要用拼寫檢查程序糾正拼寫錯誤。
接下來我們怎麼做呢？我們把它列印在印有單位名稱、地址、電話的信紙上，於是，文件現在完全喪失了數字化的特性。
然後我們把這張紙拿到傳真機前，信紙上的內容被重新數字化，變成圖像，信紙原來的質感、顏色、字頭等特質經過這一過程而喪失殆盡。這封信被發往一個目的地，也許就是複印機旁的文件筐里。如果你正好是這個不怎麼幸運的收信人，你就拿到這張病怏怏的、纖薄的、有時好像古代的手卷一般不加剪裁的紙，還得讀上面的內容。饒了我吧，這簡直就跟把茶葉傳過來傳過去一樣愚蠢。
即使你的電腦裝了傳真數據機（faxmodem），可以省卻列印的步驟，或即使你的傳真機用的是列印用紙，而且可以印出全彩畫面，傳真仍然不是一種具有智能的媒介。
因為，你把電腦的閱讀能力拒之門外，而唯有藉助電腦的閱讀能力，收信人才能自動儲存、檢索和處理你傳來的信息。
大約6個月以前，好像某人從某個地方傳了一件東西給你……說得好像是「如此這般」
的一件事——這種情況你有幾次能想得起來那究竟是一件什麼樣的事呢？
但假如這封信是以ASCII碼形式傳送的，你只需要在電腦資料庫中搜尋關於「如此這般」的檔案，就可以找到這封信。
當你傳真一個電子數據表（spreadsheet）時，你能夠傳送的只是它的圖像而已。但是如果你採用電子郵遞的方式，你等於傳了一張可以編輯的電子數據表給收信人，他可以在上面隨意操作、提出問題或以他想用的方式來看這張表。
傳真甚至一點也不經濟。假如你以9600波特的正常速率傳真這頁內容，需要花20秒的時間，大約傳輸了20比特的信息。而如果你用電子郵遞，不到1/10的比待數就夠了：也就是ASCII碼和其他的控制符。換句話說，即使你聲稱毫不在乎電腦的閱讀能力，假如在同樣的9600波特的傳輸速率的條件下，計算每比特或每秒所要消耗的成本，電子郵遞的成本只有傳真的10％（若是在38400波特的速率下，電子郵遞的成本更降為傳真的2．5％）。電子郵遞急起直追傳真和電子郵遞的觀念都始於大約100年前。在1994年才首次發現並出版的一份1863年的手槁《二十世紀的巴黎》中，儒勒.凡爾納（JulesVerne）寫道：「傳真電報能將任何的手稿、簽名或圖示送到很遠的地方，也可以使你與2公里以外